中国古代联盟战略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同现代联盟战略思想相比它毕竟带有朴素的性质。这些思想有见诸施行的,也有未施行的;有施行得到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精华,也有糟粕;有超越时空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也有早已过时的一隅之得、一时之见。因此,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它的现实借鉴意义,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又要坚持批判地继承,不能照套照搬于现实。应当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批判地进行吸收和消化。譬如,对古代联盟战略思想中“事强”的思想,只能取其所包含的注重处理与大国的关系、运筹好大国外交的合理成分,而对其中过分强调的卑身事强、折节事强的思想则必须扬弃。当今时代,既要谨慎处理与超强国家的关系,通过与其必要的合作赢得战略上的利益,又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勇于和善于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又如,对古人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所强调的义利并重的思想,也要具体分析和对待,既要坚持中华民族“怀远以德,处邻以义”传统美德,以道义和诚信维持和深化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又要摒弃“君子耻言利”的陈腐观念,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必须“因利而动”,始终把国家利益作为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还很不安宁,谋求“和平崛起”的中国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超强国家怀有独霸天下的野心,绝不会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坐视中国崛起;周边国家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抱着复杂心境,疑虑难消;台海两岸局势将长期僵持不下,统一进程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依然充满不确定性。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时时考验着我们的战略能力和战略智慧。过去,我们把韬光养晦的战略智慧成功地运用于国际斗争,曾取得了和平与发展的战略主动。今天,我们仍然要从祖先留给我们的联盟战略思想的宝贵遗产中吸取智慧,来应对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