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史学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不仅“中国历史中的儒法斗争”的主旋律遭到摈弃,而且对孔子的批判也降了调。有几次在预料到我会持否定意见的情况下,他们还特地邀请我去评论儒法斗争。如同我们的中国同行现在看到的,在“四人帮”控制下(特别是从1973年到1976年),中国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已完全遭到破坏,史实受到全面地、有组织地歪曲和纂改。“四人帮”的“那伙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并无兴趣,他们是用历史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孔子先是与周恩来挂钩,接着是邓小平,最后是华国锋。秦始皇与毛泽东,汉代的吕后和唐代的武则天与江青,法家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儒家与部分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划上了等号。因此,“影响史学”一词被用来描述“四人帮”直接影响下所出版的“历史”著作的特征。
反“影射史学”运动几乎在“四人帮”垮台后就立即开始了。据我所知,“影射”一词最早见于1976年10月份那期《历史研究》。自从“文革”后期复刊以来,《历史研究》一直受那伙人牢牢控制。这份专业刊物呈现出非常严重的症状,大多数文章采用影射方式。正如一篇简要评论所批评的:“(那伙人)借古讽今,影射比附,弄虚作假,断章取义。”在我们访问中国时,这场运动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从私人交谈中,我得知“四人帮”在北京、上海有两个声名廊籍的写作班子,分别以梁效(与“两校”谐音)和罗思鼎(与“螺丝钉”谐音)为名发表文章。有些人对滥用影射史学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其中,杨荣国、赵纪彬、周一良、刘大杰尤值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