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第四部论集编完了。在这几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有本书的中心论点——与上野千鹤子的论争，与之相伴的各种各样的人对我的批判、大学的变动、新环境下的新工作、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与许多新朋友的相识，等等。有时，我在争论中因为愤怒而发抖；有时，我因他人尖锐的质疑而狼狈不堪；有时，为了迟迟没有进展的书稿，我恨不能诅咒自己。可是，又不知有多少次，当我在争论中忽然被给予一个全新的视点时，我会禁不住亢奋不已；当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之所在时，我更会觉得如沐春风，遍身舒爽。现在，我感受至深的就是，自己能够涉足这个充满了“刺激”的世界——女权主义领域，是多么的幸运。在撰写本书的基础——也就是原稿，并将之汇编成书时，我受到了许多人士的多方关照。我以前就职的御茶水女子大学哲学研究室的老师们，尤其是宫岛乔先生，曾对本书中的几篇论文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并且，从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学生、研究生们那里，通过讨论课及研究室中的日常会话，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本书的校对中，皆川满寿美尤其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此我深表谢意。此外，从我现在就职的东京都立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及老师们那里，通过日常的接触，我也得到了很多启发。而那些评语（包括那些采自都立大学的学生、研究生们的尖锐的批判），也都蕴含着很丰富的启示。作为外聘讲师，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社会学专业的讨论课上，我与研究生们的探讨也十分愉快、十分有益；此外，在以上智大学的目黑依子老师为中心的“女权主义与社会学”研究会（简称FS研）上的探讨，是我撰写收录于本书中的数篇文章的直接契机。而东京学艺大学的山田昌弘老师，在本文中作为“男性代言人”频频被我请出场，实在是多有得罪了。山田老师的直率的意见，对于我本身的思维方法的形成，是既具“刺激”性，又十分有益的。从琦玉大学的山崎敬一老师那里，我受到了“行为的多系统性”等理论启发，等等。我一直承蒙着大家的关照。还有，对那些我曾在社会教育的场馆里见过的人们，对神奈川县·东京都等自治团体的职员们，对初载刊物的编辑人员们，我也要从内心里表示深深的感谢。最后，我还要向为了此书的新编稿件，辛辛苦苦地等了我两年、每次都给了我宝贵意见的劲草书房的町田民世子，表示真挚的感谢。江原由美子1994年11月21世纪已经近在眼前。在冷战体制崩溃、民族问题和地域纠纷日趋激化之中，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不断向自己发问，20世纪曾经是什么？由于意识形态上对立格局的消失，许多在此之前一直被讳莫如深、难得一见的东西，已渐渐见诸报道。然而，迄今为止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如“近代化”、“发展”等历史观的难以通用，也已渐渐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毫无疑问，“历史”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当抽象性的词汇变得不再可靠时，所有的人都在用手摸索着去探寻“历史”。在我看来，这正是所谓的现代。本书是我自1991年《激进女权主义的再兴》一书以来，以我即兴写就的有关女权主义的诸篇文稿为基础构成的。（从1985年的《女性解放之思想》算起，这是我有关女权主义的第四本论文集。）这期间我的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1991年的上野·江原论争的继续（参见本书第Ⅱ部所收“对上野千鹤子‘文化主义批判’的批判”、“如何使‘社会权力’的理论总结变得可能”等章节）。这一工作到现在也没有结束。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本书可以算是我依照自己的观点对这场论争做的一个中间小结。同时，这本书也是我用自己的手对“历史”进行的一种摸索。在本书第Ⅰ部里，我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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