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

　　我们所要进入的，是巴赫金思想在中国的复活史，就巴赫金而言，他的思想遭不幸的，虽然他从二十世纪年代起就表现出卓越的思想才能，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著述不辍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他的思想如同他本人被放逐在边缘的库斯塔奈一样，长期被埋没于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不能广为人知。但从另一方面讲，巴赫金又是有幸的，正当他已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与学术界隔绝的现实时，他的思想终于被人发现了，巴赫金在其有生之年迎来了自己思想的复活节。片断：为什么要研究巴赫金接受史？第一，这当然来自于巴赫金本人及其思想的诱惑。就巴赫金而言，他的思想遭际是不幸的，虽然他从19世纪20年代起就表现出卓越的思想才能，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著述不辍，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他的思想如同他本人被放逐在边远的库斯塔奈一样，长期被埋没于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不能广为人知。但从另一方面讲，巴赫金又是有幸的，正当他已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与学术界隔绝的现实时，他的思想终于被人发现了，巴赫金在其有生之年迎来了自己思想的复活节。随着一批批尘封已久的手稿重见天日，巴赫金的著述在不断的修订再版中传播到世界各地，巴赫金的思想遂成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财富之一，并被人津津乐道—一人们不仅惊异于其文论话语的独特、思维方式的怪异，更惊喜地发现无论是哪家哪派的思想（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读者反应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几乎都可从巴赫金那里找到思想的共呜点。巴赫金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传人中国之后，至今已历时二十余年，亦从未中断。从对其只有片语的译介到《巴赫金全集》的出版和对巴赫金思想的整体研究，中国的巴赫金接受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如此，随着对巴赫金的接受，巴赫金独特的理论话语和思维方式吸引了更多的文学研究者，他们积极与之对话，以之与西方当代文论进行对话，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扩大。巴赫金接受史在中国何以发生，如何发生？这构成了本文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巴赫金的生长土壤与中国有着同形同构性。巴赫金的学术历程开始于十月革命的炮声之中，在随的几十年时间里，巴赫金同其他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思潮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也经历了思想专制、万马齐暗的时代，同样，当他垂垂老矣、心如上水的时候，巴赫金的思想又在俄罗斯的“解冻”中被人拂去岁月的尘埃。20世纪的中国亦复如是，“解放一集权一一解冻”的轨迹在中国同样是清晰可见。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社会历史背景极为相似的情况下，俄国产生了巴赫金，而中国却没有出现任何一个能与之媲美的人文学者和思想者？本文无力透彻地回答此问题，但它作为索绕于脑际的疑问，却成为本文写作的内在冲动。第三，20世纪末的西学新潮是研究巴赫金接受史的思想文化背景。首先，这一背景决定了：一方面，只有将巴赫金接受史置于西学新潮的背景之中才有可能解释清楚巴赫金接受史何以发生以及何以如此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巴赫金接受史的个案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西学新潮中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种种规律性的东西，使我们更好地阐释其他接受现象，研究应对的策略。其次，中国近150年来“西学东渐”的背景是导致中国文学观念文论话语转型的最为重要的文化生成语境之一，对中国接受外来文论话语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理解，如果从各个历史时期挑出有代表性的外国文论的接受史研究，则可以点带面地反映出西学东渐对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影响是如何形成的，从而为重建中国文论、更有效地开展与世界文论的对话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这一宏大课题之中，巴赫金接受史构成其中的重要部分。再次，在文化传播、文论接受过程中，“西学西传”、“东学东传”是基本的传播方式，但也不尽然。梁启超“西学东传”说揭示了早期“西学东渐”中西学假日本之途进入中国的一种规律性现象；而在巴赫金接受史中还有着“东学西传”现象，即源自东方的巴赫金文论思想（虽然其思想的根底有着西方的如康德的影响）更多地通过西方这一渠道传人中国，中国在接受巴赫金过程中，西方化视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巴赫金接受史在西学新潮大背景之下，便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和性质。这一特殊性在于：为什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第一次发现巴赫金时，具有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方便的文化传播渠道的中国接受者却无动于衷？为什么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接受巴赫金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本文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片断：后记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在拙著即将出版之际写点什么。不仅仅是为了这本书。更重要的是为了那段曾经拥有过的岁月和未通的时光。我是作为中国巴赫金接受者中的一个进人到巴赫金接受史的研究的。我必须得首先强调的是．接受者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研究者。在我写作之初，我甚至想过作一次大型的社会调查以便掌握巴赫金在中国的知名度和了解程度。我相信，真正的接受其实并不局限于纯粹的研究，巴赫金接受交也绝对不能仅仅满足于掌握巴赫金研究者的小圈子，构成巴赫金接受交主体的还应该包括数量更为庞大的那些或属道听途说．或是不求甚解却热衷于搬来即用的“运用者”和“学习者”。这是我着手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伊始即非常明确的一个思路。正是带着这种想法．我一方面积极与真正的巴赫金研究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另一方面将材料收集的范围尽可能地扩大。以至于论文写完后向其中一位巴赫金研究者征求意见时，他给予了“没大没小”的评价。但我自己还是相当高兴的，正是因为自己的“没大没小”．才有可能在巴赫金接受史研究中将接受问题本身凸现出来。当然．研究者在接受史中的重要地位也是不可轻视（当然也无从漠视）的。正是他们将巴赫金的思想尽可能“本色”地向中国读者进行了介绍，也正是因为他们才使得中国拥有了与世界巴赫金接受进行有效对话的基础。而我充其量仅能算是个爱好者——有非常强的阅读的兴趣．带有点研究的性质，即使写过几篇关于巴赫金的文章也绝不敢妄称是巴赫金的研究者。用更准确的话语来说，在这本书里，我关心的与其说是“中国巴赫金接受”的研究，毋宁说是“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的研究。为此我在导论中特别写道：“本文既不打算开一份长长的论文专著的名单，也不想将之写成一份普通的研究综述，更不想因此而写成巴赫金思想的介绍，而是在西学新潮的背景下，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问题与巴赫金接受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进而，我为论文“预设下列三个具体目标：（1）清晰准确地描述巴赫金接受史的概貌，总结巴赫金接受中相关理论问题的得失；（2）在巴赫金接受吏的描述中总结出接受史中的一般性规律和现象，并给予理论阐释；（3）在此基础上．尝试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中如何应对西方学术的强大影响力问题进行回答”。而后我所尝试确立的“一种多元的历史描述框架”“复调的接受史”及其相关概念（如“对话性基础：需要／可能”、“接受视野问题：知识背景涧题意识”、“接受者问题：现实性接受者个体／想象性接受者群体”、“接受者间的对话交流”等）的运用才显示出我的某种尚处于萌芽状态之中的野心我希望通过对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的研究为接受史研究确立一套新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在“接受史”的叙事框架基本确定之后，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史”的起点和终点问题。在起点问题上，我坚信，中国对巴赫金的接受并非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而应该更早。但是限于可见的有确证的史料，我只好将此前的一段称作“巴赫金接受的前交”。在终点问题上，我将之确立在了2001年上。理由非常简单：其一，这是我博士论文写作的那段时间；其二，从有文字可考的时间算起，中国对巴赫金的接受交正好是二十年，整数是个很好的时间节点。这里还有一个“后史”的问题。我在毕业之后曾经有好几次“续写”的冲动．但都放弃了。原因之一，就近几年中国对巴赫金的接受状况而言，仍然没有超出我所划定的四个接受声部的框架。困而如果仅为提供一些补充材料的话，我想没有太大的必要；原因之二，即使在当时，我对近在眼前的接受现象所作的评论都是一件令我心惊肉跳的举动——历史研究太需要沉淀了，尤其是当代史研究，研究者必须得在立场及态度上尽可能地与接受现象保持距离，否则的话，任何对新近材料不力。选择地填充的做法不仅不会让研究“与时俱进”，相反会令它“苟延残喘”以至于“速朽”；原因之三．接受交本身就具有未完成性，或者说不可完成性，我完全没必要进行这种“追求圆满”的西绪弗斯式的努力。最为重要的，就是让这本书作为一种遗存物，让时间和历史去评估它的价值。所幸的是，直到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对于巴赫金的接受大多还能够被纳入到我所总结和设定的框架之中，在拙著中所得出的一些规律性的结论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效。这是令我多少有些自信而备感欣慰的。当拙著即将付样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感激。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王先需老师，正是他在关键时刻确立了论文的选题方向，使我不至于在黑暗中独自摸索更长时间，还有钱中文老师以及像彭克货、程正民、凌继尧、赵一凡、黄梅、凌建侯、赵志军等巴赫金接受者在论文写作中所给予我的指导与帮助。我还要感谢陆贵山、盛宁、赵宪章、周宪、余虹、陆扬、许明、马驰、王鸿生、曲春景、王泽龙、黄忠顺等老师，他们对拍著的认可和肯定对我是莫大的鼓舞。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妻子陈瑜的辛苦．正是她在我论文写作直至出版的过程中默默地支持着我、关心着我．与我一起分享着写作的艰辛和成功的快乐。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萧启明社长，在我将论文提纲及正文寄给他的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他即同意资助出版，这是对青年学子莫大的鼓励和关爱。汤文辉先生在拙著编辑过程中给予了我不少的帮助，他的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外．还有许多要感激的人和感激的话，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说了。曾军片断：命名的意义：巴赫金接受中的同化与归化巴赫金理论本身是一个驳杂的整体，他自身的学术领域广涉文学、语言学、人类学，而且他还与当时俄苏及西方众多的理论思潮都展开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对话，如苏联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西方的弗洛伊德主义、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美国行为主义语言学、卢卡契的小说理论等；同样，世界范围内的巴赫金接受也使之处在与更为复杂的理论思潮的对话之中，如俄国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诗学（如前所述，这是一个权宜之计的称谓，它可将20世纪后半期的各种文化思潮囊括殆尽）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巴赫金几乎与20世纪所有有代表性的理论思潮流派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巴赫金成为20世纪思想文化网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联结点。在巴赫金接受史中，对巴赫金与诸种理论思潮之间的对话性关系的处理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化”，即以巴赫金理论为主体，用巴赫金理论阐发其对于各种理论思潮的区别和联系以及所具有的启示性意义；一种是“归化”，即以各理论思潮为切入点，将

　　曾军，1972年生于湖北荆州，南京大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编辑，上海社科院文化发展重点学科成员，研究领域为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