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构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凝聚力很强的中华民族这一整体，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关系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对这一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格局和个性的形成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这种少数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关系史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这种研究首先需要对各民族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作深入的专题和个案研究，只有建立在这种众多的专题和个案研究上得出的结论，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在我国学术界，历来对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研究得比较多的，但对中国少数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则还显得十分薄弱，特别是对具体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本书对历史上纳西族和藏族关系的研究，即是在这一薄弱领域里的一个尝试。繁衍生息于中国西南部的藏族和纳西族是两个有着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突出的文化个性的民族，它们都曾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成为中国西南民族史和地方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成为推动当地“茶马古道”上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动力之一。至今，国内藏学界和东方学界把东巴教视为解开藏族早期苯教之谜的重要线索。研究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关系，对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西南地方史、民族史以及“藏彝走廊 ”上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整合，都有重要的意义。迄今国内外对纳藏两族的历史关系有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但多侧重于某一方面，如西方学者对苯教和东巴教的比较研究，中方学者以单篇文章概论两族关系等，但至今尚没有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论著。本书即从政治、宗教、文艺、民族融合等方面，对纳藏两族的历史关系作一个初步而有系统性的探研。本书在写作中遵循了如下原则：由于历史上与纳藏关系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汉文和藏文）连贯性的欠缺，以及由于历史上纷纭复杂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因素，在两族的关系史上，有着交流相对频繁与相对阻隔的不同历史阶段。因此，本文对历史上纳藏关系的研究，将不遵循传统的按朝代顺序逐一论述的“民族关系史”模式，而是采取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民族融合等方面分别探讨两族关系的方法，每一模块的内容又尽量贯穿以历史发展的脉络。在论述中分重点，对两族关系史上特别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将着重阐述；对于两族关系史上的具体内容，本书也根据资料的多寡和历史实际有所侧重，比如论述到两族文化上的关系，本书将对两族交流、交融最多的宗教现象有较多的论述。本书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同源异流的两族关系探讨。重点对川西和滇西北纳藏两族聚居地区所发现的石棺葬进行了论述，考释它与纳藏两族的历史渊源关系。论证了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与作为藏族、纳西族先民重要组成部分的牦牛羌白狼部落和苯教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通过对古羌人首领无弋爰剑与纳藏两族的关系、古羌人与纳藏两族的宗教信仰、民俗、古籍和传说等的比较研究，论证了纳藏两族源于古羌人的历史源流关系。二、纳藏两族历史上的政治关系。笔者基于唐、明两朝是最为集中地反映了纳西族和藏族历史上密切的政治关系的事实，结合当时中国的政治背景，从多方面论述了在这两个时期中两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从两族之间的战争、友好关系、两族政教上层之间的交往、政治制度的相互渗透等，阐述了两个民族如何在纷争和矛盾冲突中又不断地推动着相互之间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增进两族之友谊的历史事实。三、纳藏两族历史上的宗教关系。宗教是纳藏两族文化交流史上最突出而有特点的内容。本部分从唐时期吐蕃苯教对纳西族的影响，苯教与东巴教 的比较研究、敦煌吐蕃文书与东巴古籍以及东巴教古画《神路图》的个案比较研究、藏族佛教不同教派对不同地区纳西社会的影响以及纳西族木氏土司对藏传佛教的贡献等，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两族历史上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密切关系。四、纳藏两族历史上的商贸关系。这一部分通过历史上非常突出的纳藏贸易，从一个重要方面透视纳藏两族历史上的经济关系。本部分论述了从唐代到近现代两族的商贸交流，重点论述了从清代到民国年间发展繁荣起来的 “茶马古道”上的纳藏贸易，分析了两族贸易的特点、制度、习俗以及纳藏贸易对促进两个民族友好关系所起的历史作用。五、从文学艺术和语言的角度看纳藏关系。本部分从文学、歌舞、绘画、语言等诸多方面论述了纳藏两个民族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重点从与纳藏关系密切相关的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流传和不同文本、流传在川西、滇西北地区与纳藏关系有密切关系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故事、东巴教卷轴画中的纳藏文化交融、丽江壁画中的藏传佛教文化内容和艺术风格，以及歌舞、语言中的纳藏文化交汇等方面，论述了纳藏历史上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六、纳藏两族的相互融合。本部分通过列举滇川藏部分地区纳藏两族相互融合、同化于对方的实例，论述了历史上两个民族在密切的交往中所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结构。此章除了引用很多历史文献记载和民族志资料，还用作者在不同的地方实地调查的一些实录个案，来更直观地透视两个民族的相互融合和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上的相互影响。本书的研究证明，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具有这样的性质和特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两个同源异流的民族之间因各种复杂的原因，相互间有过剧烈的矛盾冲突，发生过你争我夺的战争，但两族之间一直有着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密切交往；两族人民在分分合合的矛盾斗争中也锤炼出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滇川藏地区纳藏两族之间文化、族体等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深厚的友谊、各自吸纳互补的多方面交流，是贯串纳藏两族历史关系的主线。本文除了论证上述反映在各个方面的纳藏历史关系的具体内容外，还可佐证以下几个基本的观点：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不仅反映了人们常提到的“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少数民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相互间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关系，是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繁荣的重要动力。历史上特定区域内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形成该区域社会和文化个性和特点的重要因素。纳西族和藏族之间这种丰富多彩的历史关系，对中国西南滇、川、藏毗邻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特点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许许多多类似纳西族、藏族这样历史地形成的民族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华民族关系史的宏伟画卷。在私有制存在的社会里，民族对抗和民族压迫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上各民族对地域和资源的争夺、各自势力的扩张等，必然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另外，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边疆政策、民族政策既影响着各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各个民族在矛盾冲突中又相互汲取各自在经济、文化上的长处，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各民族的和谐友好关系就是在不断的矛盾纷争中，逐步地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纳藏两族有过冲突和战争、有过相互间的压迫，就否定两个民族之间历史悠久的友好和谐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纳藏两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友好关系，就否定历史上两族之间曾有过的矛盾和斗争。很多国内外的历史事实证明，民族之间的和谐友好关系常常是在经过或长或短的矛盾冲突后逐渐地 建立起来的，即使在两族之间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交流的情况下，也难免还产生一些冲突。纳藏两族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逐步磨合，求大同存小异，最终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与和谐的民族关系。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民族关系持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只有这样，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本研究在进行的过程中，始终遵循了笔者的导师何耀华教授所提倡的“ 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即将历史文献和田野实地调查所得的民族志资料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在文献引证方面，在大量引证汉文史料的同时，也引用了很多纳藏两族的文字资料，以及西方学者撰写的民族志资料；笔者还引用了中国很多学者的田野调查材料，也融进了不少笔者亲自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本研究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微观的专题和个案研究，但从藏族和纳西族历史上的关系这一角度看，则是一个宏观的研究。其宗旨在于理出纳藏两个民族关系史上一条比较明晰的线索，深入探讨一些比较具体的两族关系史问题。在两族历史关系的研究上，需要做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同时，笔者为避免宏观研究中常常容易犯的空疏浮泛之弊，在文中亦作了一些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力图达到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宏观看微观，又从微观看宏观的互动效果。

　　杨福泉，1955年生于丽江，纳西族。文学学士，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云南通志馆馆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副会长。 多年来主要致力于民族学、民俗学研究。曾多次应邀德国、美国、加拿大、瑞典、意大利、埃及、泰国讲学访问。 学术研究之余进行散文创作，在报刊发表过数十篇。这本书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