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的传播在晚清达到一个高潮，这是一个人所共知事实。但传播的速度与深入的程度如何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洋务运动官员提倡与启蒙思想家的呐喊并不完全等于人民大众的实践。而且大众对西学的体认也与知识界与官界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历来的研究只重在上层阶级对西学的认知及体验，对于一般士人及大众于西学的态度并不了了。因此对于西学在晚清流行程度实际上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因为只有加这一研究，才能了解社会思潮的全貌。 中国历来有编辑书目的传统。各种书目都有不同的作用。从正史《经籍志》、《艺文志》书目里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那些典籍。从数量庞大的各种公私书目里，又可以看出官方与私人曾经收藏过什么样的书籍。到了晚清，西学东渐，大量方书籍经过翻译进入中国。这种翻译起初主要是来华的西洋人与中国人合作的产物，如同文馆所翻译的西方的自然科学与文社会科学著作，江南制造局所的大量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后来又有由留日学生及其他学者大量引进入华的日本人的西译书。于是到清末民初，启蒙思想家与其他人士编制了多种目，如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96年）、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1899年）、以及《译书经眼录》一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多少种西学与新学方面的书籍被译为中文，以及哪些书是学者们认为必须一读的。但是上述无论哪一种书目，只能让我们知道曾经存在过的书，或者是书目编纂者们为是重要的书，却无法告诉我们哪一些书是当时的流行书，是社会上曾经风行一时的大众读物。学者们认为应当看的书，在社会上未必就一定流行。大众流行读物不一定被学者看上眼，而收入上述书目。 近代史的研究在中国多数都重大人物的活动与重大事件的过程，而于一般民众的思想行为与普通社会活动的进程都不大关心。因此对于晚清西学的影响虽然有不少文章予以讨论，但实际上对于这种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从来没有过深入的探讨，而根据一般所注意到的历史资料也很难做出这样的研究。但是有一条蹊径也许值得重视，那就是利用清末书店的业书目与档案馆保存的书业公会档案以及报刊上的售书广告来分析当时西学对中国大众社会的影响程度与向度。此处所谓向度指的是偏向的程度。譬如我注意到当时流行的多种外语教科书（英日俄最多）就进入到上述学者所编纂的书目中，而在营业书目与上海书业公会的书底中我却发现它们是常见书。而且有些教科书除了营业书目与广告外，不见于其它任何记载，可见这些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营业书目本身不是为了出卖的，只是书店为出售书籍而编制的小册子或单张的供招贴的传单。这样的书目几乎从未引起学人的注意，更少有人将其保存下来。除了国国家图书馆由郑振铎先生捐赠的几种以外，很少有图书馆入藏此类资料，即使偶而入藏也不见得登载于图书馆的书目中。但正是这样的营业书目充分展示了当时市面上的书籍流行情况，也就是大众阅读趋向，这种趋向与社会自身发展相一致，也基本上与国家改革的进程切合，但却不会完全合拍，因为大众的利益与兴趣还有自己的倾向。对历史学研究而言，片言字无不是可资利用的资料，晚清营业书目就有样的作用。 郑振铎先生是慧眼独具的大家，只有他的《西谛书目》才公然有营业书目的地位，而前此并无人有此眼光。尽管晚清营业书目存世甚少，但我个人陆续收藏竟也有近二十种，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申报馆书目》、《续书目》为始，至1904年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目录为止，包括上海、宁波一些书店的售书目录湖北、浙江官书处书目，以及天主教堂印售书目录等。这些书目多半以单张的传单形式存在，大到四开，小到八开，少数则为书册，如今天的征订书目一般，但形制却小得。考虑到这些书目足以集成一本小册子供有兴趣的学人参考，以是自荐给上海书店出版社。恰好上海档案馆还藏有1903年上海书业公会数十家成员的书号留底，登载商务印书馆以外许多书店的印书与售书目录，也是一份很重要的资料，于是一成为此书。将来如果有人有兴趣与余裕，还可考虑将晚清报刊上的书籍广告进行爬梳整理，集成一本更完善的晚清流行书目集成，当然这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如果有人肯这样做，那就近乎是一椿学术上的慈善事业了。 除了书目以外，更直接的大众阅读趋向当然应该由大众自己来说明。但很可惜，这方面的资料几乎不可得。只一般士人的阅读范围还有迹可寻，如在私人日记里有可能记载他们所读过的书籍的名目。最典型的要算是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他几乎将其所阅读过的西学方面的书全部记录下来，并表达了自己的读后感。其他人的日记里也有类似的载，但比较零散。将日记里的这些记载与上述两类书目再作比较，这样就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晚清西学的流行程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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