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美国学的专著，也是我的学生张涛博士的第二本专著。我在其第一本专著《美国战后“和谐”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序言”中谈到，张涛原是学外语出身，没有受过专门的历史学的训练。他在1997年报考我的博士生的时候，我曾调阅过他写的论文和文章。我记得他送来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美国学的，觉得他对美国学还有些基础，且文笔也颇为典雅，便收了他做学生。他后来的博士论文选题虽然是研究史学流派的，但没有越出美国学的范畴，因为“和谐”史学讨论的主题之一即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在塑造美利坚民族及其性格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所以，他在写作其博士论文《美国战后“和谐”思潮研究》中并没有放弃或停止对美国学的关注。这为其在博士毕业之后迅速展开对美国学运动的研究准备了条件。我虽然是研究美国史的，且美国学也不是我的专长，但我对美国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1988—1989年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作访问研究时，曾有幸结识了一位在该校念美国学的中国台湾学生，得到一份有关美国学的教学大纲和详细参考书目，并与之多次讨论过有关美国学的问题，使我在做我的专门研究的同时，可以比较方便地搜集一些关于美国学的资料和信息。这一经历使我了解到，美国学和我们的美国研究其实是颇为不同的，即使在美国，它也还是一个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和内容尚未完全定型，研究的主题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这为美国学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探索的余地。正因为如此，我一直鼓励张涛在撰写博士论文的同时，不要忘掉美国学研究，并一有机会就和他讨论相关的问题。令我感动的是，他在北大毕业返回重庆母校工作后，能够继续坚持他的美国学研究，并在仅仅三年的时间内就拿出了这样一部厚重而扎实的专著。如上所述，即使在美国，美国学也还是一个新兴的、不甚成熟的学科，这为张涛博士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机遇。张涛面临的任务是，他必须搜集和接触有关美国学的大量原始材料和信息，并努力对这些资料和信息进行梳理，从中找出美国学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基本线索，以便为本书的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但他并没有满足于这种基础性研究，而是将更大的热情和精力投注于对美国学基本范畴和理论的研究。为此，他在本书第二章中对美国学的核心主题——美国人的社会文化意识——的三大主要表现形式，即国民性格、区域意识和群体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正是这种探讨为我们揭示了美国学的核心与本质，并划分了它与有关美国的历史学、文学或历史文化学的界线，对于我国的美国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参照意义。本书后面几章，虽然重点在于分别探讨和研究美国学运动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就是探讨和研究美国学研究主题的三次转换，但始终没有偏离第二章所揭示的美国学的核心论题。本书在大量采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围绕美国学的三大基本研究范畴，详细探讨了美国学与美国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探讨了美国学运动兴起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探讨了美国学研究主题迄今为止的三次转换及其内容，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美国学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愧为我国美国学的一部力作。我相信，广大读者定会和我一样从中获益。我期盼着张涛博士在美国学领域继续耕耘，有更精深和专业的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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