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职称仅为讲师的刘道玉被中央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刘道玉曾说：“我本不想做官，也就不怕丢官，那么，就不会为’保官’而前怕狼后怕虎了，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了。”“我这个人最喜欢一个字，那就是’变’。有这个字，就有了创新的最大驱动力。”正是他的这种“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的个性，使他成为八十年代大学中的风流人物，也成就了武汉大学一度的辉煌。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等，都为全国所瞩目，从而使武汉大学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甚至一度再现“北有北大、南有武大”的说法。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的。在十六年前，由于种种原因，锐意改革的刘道玉被突然免职，他像一个谜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本书是刘道玉在沉默了十六年后第一次把自己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揭开了许多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它将唤醒他们武大学子心中最美好的记忆，重回武大的黄金岁月，同时也是对弥漫在他们心中的“刘道玉情结”的最完满的注解。作者毕生从事教育改革事业，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和眼光具有前瞻性，他在书中保存了许多宝贵经验与思索，如大学价值取向、高等教育模式、大学校长遴选等等，对于问题重重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书前言自序在古今中外的文献中，叙述那些“远去的事”的传记，是拥有相当数量的一类典籍，它们是传承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传记是兼有文学和历史特点的作品，就人与事的生动描写来说，无疑是指文学；论事实真相的记述，那当属历史。这正如俄罗斯作家赫尔岑所说，回忆录是要“通过一个偶然进入历史道路的人来反映历史”。传记是人们比较喜爱阅读的一类书籍，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长知识和立志成才的广大青少年——他们希望从中受到启迪，寻求、借鉴和获得前进的动力。心理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从一个人所喜爱阅读的书，便可以大致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一般来说，爱读传记的人，好奇心特别强；怀有远大的理想，富有责任感；乐于学习和借鉴他人的长处，重视人生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我很喜欢阅读各类传记，而且读过国内外的许多名人的传记。在我已阅读过的传记中，我比较喜欢的有两本：一本是美国人哈格写的《鲍林》，另一本是英国传记作家克拉克写的《罗素传》。前者传主是著名的化学家，两度诺贝尔奖获得者，２０世纪科学怪杰，揭示物质奥秘的巨擘，百折不挠的和平战士；后者传主是著名的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方文化巨匠，被誉为现代的亚里士多德。这两本传记其传主形象都能活生生地立体地呈现于我的脑际，我既为他们非凡的成就所折服，同时又为他们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遭遇而扼腕叹息。在一般人看来，作传似乎只是名人们的事。这是无疑的，对于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企业家们来说，为他们立传确有必要。但是，现在毕竟思想解放了，在文艺作品中，陆续出现了“百姓故事”、“庶民轶闻”和普通人的成功之道的记叙。这也是一类传记，虽然它们不像名人传记那样光彩熠熠，但也无不折射出传主的人生的光辉。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虽业未有成，但经历却倒有一些曲折。我早先从来没有写自传的打算，也许是人老了，总免不了回忆往事，“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同时，我想保持积极的心态，想找一点事做，练练手笔，防止大脑退化，于是就萌发了写这本自传的想法。自传是人生经历的再现，做人要讲真话，写自传也必须秉笔写实，以“我手写我口”，否则就不具有历史的价值了。美国学者乔治·赫伯·米特，有一个最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人的自身是由我相当于英语中的Ｍｅ和自我用英语字母Ｉ表示这两部分表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由他的自身角色Ｉ——独立行为和扮演的角色Ｍｅ——角色行为所组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往往只是角色行为的我，而掩盖了真实的独立行为的我。我在着手写这本传记时，就确立了写作宗旨：要写一个完整的我，既写角色行为的我又要写独立行为的我，既写成功的我也要写失败的我，以还原自己本来的面目。我已属于老年队伍中的一员了，但我不想以长者自居，仍然想以一个曾是青年人朋友的身份，向他们敞开心扉，述说自己所经历的人生的酸甜苦辣，让一切关注我的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刘道玉。如果你有机会读到这本书，我请求你以独立思考的态度对待它，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永远需要培植和发扬的可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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