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对毕加索说，想必他不怎么重视自己早期学院派的作品，他立刻纠正我说：“正好相反，它们对我非常重要。”这件事应该和钱相提并论，毕加索一开始就明白，为了获得创作的自由，他必须谋生。他大部分的朋友家庭环境都很优渥，立足商界或轻工业界。他在经济上的拮据状况显然是使他早熟的主因之一。他在1899年4月的作品已丝毫不带任何学院色彩，譬如：有一幅画中，一对恋人紧贴的两张脸竟是空白的，这个简化手法绝非偶然。毕加索替父亲画像时又再度用它，在许多张画像中，我们看到一小幅充满浪漫韵律的油画，以海洋衬托出老人。从此，何塞只不过是他许多模特儿中的一位。巴勃罗也画年纪尚轻的妹妹洛拉。我们可以在这些画里看到他的新方向，亦是那个时期的特征。首先，他习惯用长而垂直的笔触，使他的画风带有格列柯的味道。接着是他对窗的迷恋，若非他纯为画窗而画窗——如描述他画室对面房舍景观的《闭窗》（TheClosedWindow）——否则就是因为那扇窗是他画室的窗，他需要借绘画来占据自己的工作场地。有时他安排洛拉或另一名女孩坐在窗前，制造“逆光”（contre-jour）效果，借此衬托经过抽象化的脸，或反映白雪皑皑的风景。这种专注于采光的努力，亦主控该时期最富野心的作品：《卡多纳画像》（Portrait0fJosepCardona），画中人物在灯下工作。毕加索在拉长脸部及身体时，最基本的要件是用垂直笔触及线条制造韵律。譬如现存古根海姆博物馆的一张水彩画：一条以轻快笔触速写的街道上，由妓女形成的两条长长队伍走向死亡天使。死亡这个主题亦将成为他最后一幅学院派作品——《最后时刻》（LastMoments）的主旨。为什么毕加索在完成《科学与慈善》之后，时隔三年，又回头画同样的主题？他并非眷恋昔日成就的人。更符合他个性的动机，可能是他想评估自己从1896年末、1897年初的冬天，到目前到底改变了多少。奇怪的是他重新安排这个主题的第一步，便是改画一位跪在孩子床前祈祷的母亲，难道是他有意回顾小妹康塞普西翁的死？我想是的。毕加索认为，当我们决心征服生命时，必须先正视死亡，并通过画笔来主宰死亡。现在我们知道当晚他用的是市面上最大的、120厘米的画布，我们也知道他在创作这幅学院派作品时，把一切都赌上了。那幅画最早在“四只猫”展出——也是他在那里的第一次展览。同时，为了在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势力范围内和领主交锋，他也替他们画肖像而且画得比任何一位酒店常客都好。全是十分“随兴”的炭笔及水彩画；全是漂亮的自由绘画技巧：有些几乎像是漫画，如罗缪的头像——从背面观看！每一张都在眨眼之间完成，快如闪电，不受任何规则束缚。另有成打的画像，包括皮乔特和新朋友卡萨吉玛斯。那幅四分之三侧面的自画像则非常浪漫（故意画得比实际年龄老），签名只是简单一个字：“我！”（Yo！）他脚踏两条船，同时展示他掌握两种风格的出众才华，在1900年初的那几个月里，这位刚满18岁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天赋成竹在胸。他为鲁西尼奥尔及卡萨斯等名流作像，等于自诩是他们的同侪。根据帕劳的看法，毕加索的大胆似乎招来妒火。《前卫》（LaVanguardia）杂志的主编欧庇索（AlfredOpisso）在3月间“发掘”了卡萨吉玛斯，却在2月时对毕加索“浑然不觉”。但那时毕加索已经确知自己出头了，《最后时刻》将代表西班牙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的十年回顾展。为了巴黎之行，毕加索努力赶工，我们无法确定那一系列“食品”作品是否都是赶工的结果。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画的主题，而非画工，推测它们主要是为销售而画的。毕加索为“四只猫”绘制的菜单（绝对够现代了）把罗缪的酒馆一变成为名媛绅士的挥金据点，“现代主义”风格也变得格外耀眼。他的斗牛场景——经过勾勒的炭笔画，或粉彩画——虽然都流于“典型”，偶尔也可见实验性质的新方法。毕加索靠卡纳尔斯（他在巴黎看过许多德加的作品）的协助，已经开始尝试版画。这次尝试的成果是一幅题名为“左撇子”（elZurdo）的斗牛士画像，因为那时毕加索还不知道版画印出来会是反的。他为文学杂志画插画的数量愈来愈多，而且和卡萨吉玛斯的感情日笃，他陪着后者去探视他家在加泰罗尼亚锡切斯的房产，鲁西尼奥尔也待在此处；参观鲁西尼奥尔家的邸宅卡乌-费拉特（CauFerrat）这个名副其实的现代主义博物馆；又到巴达洛纳（Badalona）。但在每一张油画或速描画像中，他却都强调这位朋友个性中的黑暗面。萨瓦特斯显然能够洞悉毕加索的内在性格，毕加索却玩笑似的把萨瓦特斯画成一名颓废诗人。当萨瓦特斯听到毕加索的巴黎之行后，仍不免震惊不已：“我们实在不能理解这桩冒险行动。他放弃了画室，离开家人，跟我们所有的人道别。”他在巴黎鬻画所作的粉彩作品，全都签上“P.R.毕加索”这个名字；父亲的存在，现在只剩下一个缩写字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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