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对于王荆公的诗文，我钟爱已经很久。多年以前，就曾想着手整理校笺，可又自知才力疏拙，故迟迟未敢动笔，只在1996年应春风文艺出版社之约，写过一个五万多字的小册子，书名虽叫《王安石》，但那不过是个供大、中学生阅读启蒙的小作品，谈不上深入的研究。为了最终实现对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王安石等文集进行整理的夙愿，我在1984年曾作过一本《张舜民诗集校笺》，该书1988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算是完成了第一次整理古籍的演练。与此同时，我又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编纂了《宋代郡守通考》、《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和《宋代京朝官通考》三部工具书，合计近千万字。1999年，全书编写告竣，虽然尚在等待出版阶段，但我自己可以充分利用它了，于是便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申报了一个《王荆公诗注补笺》的项目，很快得到批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此书在2002年元月由巴蜀书社推出。书出后不久，便听到一些学界朋友说，此书对研究王安石乃至研究北宋文学的学者很有用处，希望能将荆公的散文集也搞成个笺注本。我每每应答：会有荆公文集笺注本出来的。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此项工作已经开始年余．二是因为巴蜀书社也早将这个选题列为该社的重点出版项目，我心里是有些底的。几年来，我用每天长达十二三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才得以在2004年年底前把此书交到关注它的读者面前。直到这时，我总算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涑水纪闻》里记着这样一个小故事：“韩魏公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佥判官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介甫数以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秩满去。会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曰：‘惜乎王廷评不在此，此人颇识难字。’”司马光是个以良史名世的谨重大儒，想来必是实有此事。荆公“颇识难字”这一点，早在我整理他的诗集时就有过领教了。他的诗作，通俗之处十分通俗，古奥之处也实在古奥。不管他是有意卖弄还是信手拈来，总之是给读者带来很多阅读上的障碍。幸而他的诗集在南宋时就有了李壁的注本，为我二次笺注解决了不少难题，然而时过境迁，这些僻字，我还是费了很大的功夫为它疏通，才可能让读者感到轻松一点。进入到文集整理阶段，“难字”似乎比诗少了一些，而“难词”却陡然间多了起来，我又不得不花费极大的功夫去为它们做注。许多看起来并不甚难的词，查一查词书，或与当时其他文献比对，就发现荆公是在暗用典故，所以在注释工作进行到三分之一时，我不得不重新回到卷首，把那些稍觉可疑的词语细细检核一过。就这样反反复复，又不知补充了多少注释条目，读者如今见到的这个本子，读起来大概不会感到太困难了。我之所以要花大气力整理校笺王荆公的著作，除了上面所说对他诗文钟爱已久的情感因素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像王安石这样代表中国文学极高成就的文学家，一直就没有一个相对详细的注释本，这与他的名声不太相称。几乎所有国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是“唐宋八大家”，其中唐代的韩、柳文集早有详注本，而宋代的六家里，除了苏轼的诗、王安石的诗有当朝人做过注释之外，其余人的诗文，大都没有进行过全面系统的考订和笺注，这实在是件说不过去的事。过去这八大家的作品有不少选注选讲本，这些选本起到了很好的普及作用，对于大、中学生，乃至对中、高等学校的中文教师，也颇有裨益之功。但普及毕竟属于“科普”范畴，如果想更深一步去研究这些文豪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哲学思想，发掘他们对人生的丰富感悟，仅有选本，不但不能起到窥其全豹的作用，甚至会产生一些误导，因为管中窥豹，难以对古人有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刻理解。作为一个专事古籍整理的学者，我自作多情地觉得有一种责任感。不管水平如何，总要走出第一步，为读者和研究者拿出一部荆公散文和诗歌的全集注释本，并将我多年研究宋代文献的心得也一并奉献给读者，这总不能说是件毫无意义的事。还有一个原因是，通过数年的观察，我发现无论是研究文学还是研究史学的学者，对王安石这个历史人物如何定位，始终是个难以弄明白的问题。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一个重大事件，这次变法对熙宁以后的宋朝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国运兴衰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正面影响大还是负面影响大？王安石当时该不该变法？他的一系列新法究竟利弊何在？哪些教训是后人应该反思的，哪些经验是后人应该借鉴的？王安石对宋代学子心态的破坏作用究竟有多大？绍述之后文人无德和懦弱是不是真的成了一种风气？变法之前的士子就那么“心理健康”吗？变法之后的士子就没有骨鲠强项之辈吗？反对变法的士子就都是有德有义的人吗？北宋的灭亡果然像一些人所说起于新法吗？再退一步说，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吏事件，应该给后人什么样的启发？这不仅是我多年未解的困惑，大概也是许多学者说不清的问题。通过对荆公全集的整理，我想在这里提出几点疑问。一、王安石若是大奸慝，为什么其人其文光耀万载，至今弥盛？其实蔡京的文章也堪称妙笔生花，秦桧的“治国”也算得有章有法，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研究他们？二、历朝历代的变法，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这又是为什么？难道中国历史上除了商鞅还算个成功的范例，其他变法领导者都是“大奸慝”吗？即便是商鞅，最后也落得个车裂其身的悲惨下场，这种惊人的相似反映出什么样的社会运行规律？如果真有规律的话，可不可以把王安石也置于这个规律之中去考察和分析？三、个人的性格和他的思想品质是不是一个统一体？人们在对王安石功过得失进行评论解析的时候，是否注意到了他个人性格和思想品质的严重不协调？即使在今天，一个用心良好的人会不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这种一团糟的局面究竟该如何评价和对待？对于这些问题，我不敢过多地发表意见，然而读荆公诗文数年，我对他的一生有一种既爱且恨又怜又怒的复杂情感，则是真真切切的。对荆公感兴趣的文史学者甚众，人人皆握龙蛇之珠，我还是少说为佳，能给学者们提供这部眉目基本清晰的散文全集，我的心愿就算了却了。话虽这么说，既然作了这么件事，细细品读过荆公的全部散文，就该对其散文的大概情况作一点介绍。而我对通常流行的解析模式不甚赞同，自抒机杼又没这个能力，也就只能谈一点读后的粗浅感想。中国古代对任何艺术门类的作品进行评论，大都集中在“气”之一字上，诗、书、画、篆，无不如此，散文的创作当然也不该例外，而且读书读到深处，最触动人心灵的，的确是作品中的“气”。我下面的这些文字，也就都从气上说起了。一、雄气与霸气荆公文气之雄，在唐宋八大家中当推第一，那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千百年来，或被认定为其祸国之罪证，或被认定为其变法之纲领，毁誉荣辱皆由此起。从思想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三不足”的确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撇开政治，单纯从文气上说，这几句话也无疑是荆公文学创作的主导思想：在荆公眼里，王安石就是王安石，古往今来再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二个王安石。这种气质可以说是与生俱来，不是后天修养的结果。这就决定了荆公之文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以自我为主体的独立意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英雄气概”。他后天更勤于学习，而他对前哲世修的学问，持的是一种批判的、为我所取为我所用的态度。符合他精神追求所需的营养，他便取而用之；与他内心世界相悖违的东西，他会毫不犹豫地扬弃掉，这既是他做人的风格，也是他作文的风格。唯其如此，我们才会明显地感到，读他的文章，即使是“糊名”之后，也能猜出它出自王安石的手笔。这种感觉看不见摸不到，但又往往十分真切。其实这也并非荆公所独有，比如李白的诗，读起来会让人感到热血冲腾，神魂颠越，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的诗能混杂于其中；再如李清照的词，清丽之中有无尽绵情，连与她相濡以沫的赵明诚都难厕其间。这说明真正卓尔不群的文学巨匠，其作品一定有着不可混淆不可替代的特质。这个特质决定了他就是他，绝不会与别人雷同，这个特质，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气”。“气”可以评论，可以感知，但没有办法去模仿。我这里说的“气”是个中性词语，并不算什么神秘化的概念，比如荆公之文充满了雄气和霸气，而有些作家的诗文中，可能会充满豪气、血气、悲壮之气，也可能充满脂粉气、媚气、妖气、阴气，甚至酸腐气。比这更糟的是更多的作品中没有“气”。荆公做人从不服输，这与他文章中体现出来的雄气恰是一脉相通。由于他做人不服输，百折不挠，所以他能一路做到宰相，而且做了一个搅动天下、搅动历史大河的活跃宰相，这是一种必然，因为他雄气十足。随之而来的就是“霸”，霸使他能够纵横捭阖于一时。同样是由于他做人不服输，所以即使官至一品，他最终也一定会被别人推落在地上，因为“不挠”不等于不折，“霸”也不可能永久。几乎所有王安石的传记里都说他“性强忮”，正是由于他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殊性格，造成他既雄且霸的所有言行，包括他的文章。这种霸气不仅表现在《上神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等名篇之中，就连他写的大量制词以及身处弱势被逐出京师后给神宗的大量上表，也无时无处不流露出来。他对所有官吏都持一种傲然俯视的态度，始终保持着极强的霸气，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失败正是由这种霸气导致的。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哪怕天下的人都错了，都是“群好群小”，只剩下一个良臣，也只能是他自己！于是我想到：该怎么来看待荆公散文中的雄气与霸气？思索许久，才悟出来：他从一开始就是个雄气十足的人，后来由于种种机遇当了宰相，于是这种令人敬服的雄气就很自然演变成了让人憎恨的霸气。可悲的是，当他的霸气显露无遗世人皆知的时候，多少师友同僚给他提出来的时候，他却没有丝毫的觉悟，这就是我们读他的散文，为什么截止到《答司马谏议书》还感觉良好，而读到他罢相后的诸多上表和杂著时，便有些厌恶的原因了。二、俊朗气与儒学气荆公有不少文字刚健俊朗，这是入所公认的，也几乎是千百年来的定论。然而这个结论在我看来并不全面，也就是说，人们过份强调了他的朗气，忽视了他的腐气，其实在他的文集中，像《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芝阁记》、《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答司马谏议书》等疏拔之作并不算多，大量作品中所透出的，则是玩儒经于股掌之作。或许有人说我是“没见到王安石的创作主流”，我倒要说一句：王安石创作的主流恰恰是那些充满儒学气的作品，而清新刚健之作，不过是其支脉而已，不少人只是把他的支脉夸大了而已。就荆公一生的轨迹来看，除了刚中进士“颇识难字”为韩琦认可外，“年三十九，已号通儒。”（《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八邢恕语）罗大纲《鹤林玉露》卷五说：“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日：‘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可见其于经书之笃爱异乎常人，而这里所谓的“通儒”，又是他在“颇识难字”之后的大积累。正是基于这种饕餮式的积累，所以朝廷召他为知制诰时，他认为自己当之无愧，而不像司马光那样辞以“不通四六”。他写的大量制词，是真正意义上的“引经据典”，那此淹于文词之中的经典词语，让所有人感到眼花缭乱，悚惧槐服。这些制词的风格，是荆公雄、霸二气交融汇合的最典型作品群，因为他那时正处在地位上由雄到霸的转折点上。衍至后来的变法，除了经济、军事等方面之外，他对科举的内容也做了重要改革。《宋史·选举志》一载苏轼与王安石在科举问题上的对立意见，就很能说明问题。按照苏轼的看法，传统科举制度已经十分完美，无须变革，而王安石却说：“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由此看来，王安石对儒学经术的重视，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经义的理解，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浅尝辄止或妄加改动，不过是对某些经解提出一些不同看法罢了。其实所有研经的学者都是如此，只不过事情出在王安石身上，就成了一条罪状，因为他是个充满变革思想的宰相！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经典的运用非常圆熟，而且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这种饕取经义而为己用的情况，在宋人乃至后人的著作中极少见到。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明他是个极重经术的人，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都是如此，这一点读者可以从他的诗文中体会出来。二是他的文风，因为他身体力行地大量运用经文故典，几乎所有经书中的词语，用在他的文章中，都像是信手拈来，这就形成了他大部分作品实际上都成了对经学的翻刻和普及，从而使他的散文无处不散发出极强的儒学之气。这种儒气太厚了，厚到超出唐、宋其他大家千里之远。对这种儒气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又很难用一个“好”或“坏”来评价，就如同评论红烧肉好吃还是水煮鱼好吃一个道理。我只想说一点感受：无论是研究王安石功过是非的史学工作者，还是研究王安石文章诗赋的文学工作者，都应该把这些散文细读几过，才会对其人其文有更深透的认识。下面想就本书的整理经过略作交待：按照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则，本书也需选定一个最佳的底本为工作本。王安石的文集，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南宋绍兴二十一年两浙转运使司王珏刻本、南宋龙舒刻本、明嘉靖二十五年临川知县应云鹜刻本、明嘉靖三十九年抚州刻本、清光绪九年溧阳缪德菜小坏山馆刻本等。从收辑文章的数量上来看，抚州刻本最为富赡，而以龙舒本为最寡；从校刻质量上来看，以抚州刻本和缪氏刻本为最精。经过比较，我们选定《四部丛刊》影印的明抚州何氏刻本为底本，与其他几个本子互相参校。在比校诸本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说明：一、各本的文章标题多有不同，为了与底本尽量保持一致，凡是对文意理解没有大碍的，一律以底本为准。其中也有几篇的篇题，抚州本显然有所遗阙，我们不得不将其补足，不过这只是个别现象。二、对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各本的字词稍有一些差异，但真正影响文意的情况并不多见，比如《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约之以礼矣”，龙舒本作“约之以礼也”，“矣”、“也”之差，全无出校的必要。其实不仅是荆公的集子如此，许多宋人文集都存在这种文字大同小异的特点，这与当时活字印刷术的应用以及宋人对自己学术文章高度重视的态度都有密切关系。由于校勘文字并不很多，所以本书就不单列“校勘记”一项，凡需校勘的说明文字，均与“笺注”合在一起。这样做一则省去了许多篇幅，二则也更便于读者阅读。三、各本的流传是有源流可稽的，比如底本是绍续于南宋绍兴刻本、应氏刻本而来，属于同一个系统，而龙舒本则无论从编排上还是内容上，都与他本差异甚大，属于另外一个系统。这两个系统间的差异，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底本所缺而龙舒本多出的文字，我们采用出校的方式在底本里予以补足；底本所缺而龙舒本多出的篇章，我们则收录于附录中，在全书最后以“集外辑编”的形式，将这些文章以及散见于其他各书中的荆公佚文统统保留下来，以便读者查阅。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尽可能地保留底本的原貌，和通常意义上的“辑佚”不全相同。四、本书的分卷是这样考虑的：抚州本《临川先生文集》的第一至第三十八卷前半部分是诗歌，而本书则不再录其诗作，于是我将底本中第三十八卷的后半部分“赋铭赞”编为第一卷，以下第三十九卷编为本书第二卷，第四十卷编为本书第三卷，以此类推，推到最后，共计散文六十三卷。读者若需查核时，按此对比，即可找到原本文字所在。本书的编年是个很麻烦的问题。有些原本或龙舒本加注写作年代的文章，系年自然不存在问题，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文章并没有这样明显的时间标志。这种没有标志的文章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时间比较集中的，比如那些制词，集中作于仁宗嘉祐七年、八年之间，大范围上不会出现问题，但具体到某一篇，又不好确定其究竟作于嘉祜七年还是嘉裙八年。此类文字中，凡有旁证者，可以明确其编年，而更多没有旁证材料的，也只能标明“嘉祐末年作”。二是一大批没有职务限定范围的文章，我只能根据文意和尽可能搜集到的旁证材料进行系年。清人蔡上翔曾作《王荆公年谱考略》，顾栋高曾作《王荆公年谱》，对荆公的诗文都作了一些系年，但他们在这项工作上随意性较大，想系年则系年，不便系年的全都略去，因为他们的工作集中在荆公事迹交游的考究上，对诗文系年并无承诺，所以他们这样做无可指摘。本书就不同了，既已标明要对所有的文章进行编年，也就只能费大力气去进行分析和考察。应当指．出的是，蔡氏、顾氏对荆公诗文的系年也很不一致，经常出现相互矛盾柢牾之处，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很正常的事。逢到这类文章，我则必须比对双方的理由，进行重新的甄别而取其胜者。本书的注释更是一件苦不堪言的工作。上面已经说到，荆公一代通儒，所用词语典故触目皆是，有些看起来似曾相识的词语，一查工具书或相关资料，便会发现他另有用意。尽管费了千辛万苦，我总算坚持到了最后。古籍整理是件大费其力又大不讨好的事。记得我上大学时，有位老师在讲课中就对古书注解者加以嘲讽，说道：“那些谁都明白的词语，他给你注得格外详细。我不明白想借注释弄清楚的词语，他反倒不给你注。”满座同学哄堂大笑。时隔未久，我不幸从事了古籍整理工作，且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可谓甘苦备尝。那位老师的话一点也不错，也正是由于有了那句话，所以我二十年来一直战战兢兢，不敢稍有懈怠。尽管如此，本书的注释肯定还有不少问题，诚恳地恭候着读者对它提出批评。就我自己的感受，这部书给我留下遗憾较多的不是词语，而是一些人名。其实我对宋朝的人物搜检已不算少，我编的那三部《宋代职官通考》书，共搜集了数万人的资料。无奈荆公文集中涉及到的人物太多，尤其是那些制诰当中，还是有不少人找不到线索，只得付之阙如。在这里想说明的是：凡遇此类情况，就不再一一标明“未详”或“阙考”了。横海 李之亮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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