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环境容量管理制度创新

　　本书利用产权理论和市场理论，剖析了排污权交易的产权制度基础和市场机制，澄清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本质，即它代表了一种对容量资源产权的制度安排；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容量资源有可能实现配置效率的改进。在理论分析的同时，本书还详尽地总结介绍了美国实施排污权交易的经验和教训，并全面回顾了中国在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中所取得的认识和发现的问题，这些宝贵的经验将为中国利用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环境容量资源的有效管理奠定重要的基础。但是在中国环境管理体系中引入排污权交易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围绕这个现实的政策选择问题，本书选取电力行业进行深入具体的实证分析。电力行业作为能源基础行业，几乎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电力行业所面临的污染物削减的压力，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约束状况，因此选择电力行业减排问题开展上述政策分析，使理论研究具备了直接的实践意义。本书以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为例，从制度、主体行为等层面，全面分析和预测了排污权交易可能产生的政策效应，包括对容量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对有关经济主体环境行为规则和相互关系的调整，以及由此对环境管理效果、污染削减成本的影响等。本书前言总序十五年前的今天，我正在保定的印刷厂里，和工人一起捡铅字，忙着出版《RFF环境经济学丛书》。那时的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坐在这里为《环境经济学与政策丛书》写序。往事如烟，当年和我一起编辑丛书的两位恩师艾伦·尼斯（AllenKneese）和沃尔特·斯波福德（WalterSpofford）都已驾鹤西去，抚今追昔，令人唏嘘。作为当代中国的环境经济学家，我们必须承认一种幸运，这种幸运是和中国特色密不可分的：快速增长的经济建设，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巨大复杂的城乡、区域、阶层差异。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环境问题要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演绎、发展、变化。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在巨大的发展冲动和坚忍的生存抗争面前，又承担着沉重的保护珍贵的自然文化遗产的责任。巨大的震荡和进行中的变革意味着无数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就是环境经济学不断创新的源泉。在中国的环境经济学界，难得看到主流经济学家“出没”。在中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很少见到关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篇章。与体制改革、证券市场等问题相比，中国危如累卵的环境问题似乎还没有严重到让经济学家关注的地步。这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学界形成鲜明对照。培育和造就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忧患意识，确实是一个国家经济学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偶尔听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言论，更有“不知魏晋”之叹。例如认为出于边际效益最大化的考虑，中国贫穷的边疆地区应当为发达国家有偿处理危险废弃物。制定旨在控制酸雨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政策，是利用了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再精到的经济学理论，如果无视最简单的环境科学原理，极有可能成为无知的笑柄。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学研究的约束和促进作用，在环境经济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在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却不难见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身影。如此看来，在经济学领域，当数环境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最为亲近。1997年5月，美国生态学家康斯坦泽（Constanza）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题为《世界生态科学与自然资本价值》（TheValueoftheWorldsEcosystemServicesandNaturalCapital）的文章，唤起了多少科学家的经济学之梦。多年来，由科学家们发表的计算生态与环境货币价值的论文著作汗牛充栋，环境经济学家也经常被请出来，要求算算环境值多少钱。这种局面迫使环境经济学家不得不大泼冷水，苦口婆心地告诉科学家们，经济学家不是算账的会计，有许多环境价值是无法用货币衡量的。中国的国情和特色，决定了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最有机会和可能在这片土地上发育和成长。有些长期以来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难题，可能也到了需要环境经济学家破解的时候。对于贫穷的忧虑和恐惧一直是中国人不顾一切发展经济的最强有力的理由。环境与贫困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环境问题往往因为贫困而生，而贫困的根本解除，必然以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为前提。环境与贫困也是一柄双刃剑，单边的努力不仅不能奏效，反而落得两败俱伤。环保和扶贫，同为公共政策目标，合则双赢，分则俱伤。面对这样一个两难境地，环境经济学家怎样才能够向政府和老百姓讲清楚，为什么环境与发展可以也必须双赢。在中国，环保界人士20几年来一直高扬“预防为主”的大旗。最近几年，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GDP、循环经济、科学发展观等美好观念相继从决策部门涌现，表现了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认同。但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在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以至于有些环保界人士也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颠扑不破的“愚蠢”定律？往事已矣，在环境已经被破坏的地区再讲预防为主无异侈谈。但是在环境状况依然良好的地区，是否还有机会改弦更张？从经济成本考虑，早期预防也比后期治理要节约的多。为什么这笔很容易算清楚的经济账，在大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却找不到一个机会率先垂范？中国的父母亲们对于子孙的关爱之情举世闻名，节衣缩食供养子女读书，盖房子攒钱造福后代，处处体现了父母牺牲自我福利，向后代转移效益的无私奉献精神。然而，这样的代际福利转移似乎只严格局限于私人决策。一旦扩展到国家和社会层次的公共决策过程，这样的代际转移动机马上消逝的无影无踪。毋谓不信，认真考察现行的公共决策，哪一个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的利益，何尝为了下一代人的福利而肯放弃？不仅吃了祖宗饭，还造了子孙的孽。在涉及两代人福利消长关系的决策上，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差异何至于如此之大？日前受托核审了17份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请书，研究主题只有一个：循环经济。学术界的脚步之快令人叹服。但17份申请书中，却无一涉及环境经济学的原理。早在1970年出版的《经济学与环境》一书中，尼斯教授指出，在经济总量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只有提高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利用率，才可以减少资源的开采量和污染物的排放量。而资源开采和污染排放合理定价是提高物质循环利用率的根本途径。35年时间不算长，遗憾的是今天一拥而上的循环经济研究却忘记了一些最基本的环境经济学原理。先贤的远见卓识纵然令人拍案叫绝，浮躁之风也很容易使瑰丽的珍宝蒙上灰尘。十几年来，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在世界的传播和进展已经蔚为大观。但是我一直以为，简单的创新仍旧是这个学科最令人着迷的魅力所在。当年正是艾伦·尼斯在物质平衡模型中对传统经济学概念“生产”、“消费”的质疑，约翰·克鲁蒂拉（JohnKrutilla）在舒适性理论中关于自然环境价值“惟一性、不可逆性、不确定性”的阐述，才开启了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大门。他们的思想无不体现了经济学家对于自然之美的深刻理解，也为经济学注入了鲜活的血液。环境经济学家不是哲学家，甚至不是理论经济学家，但是却有自己坚定不移的价值观念。“经济发展顺应自然”，就是环境经济学家身体力行的原则之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几千年来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经济活动，试图扭转自然进程，必然一败涂地；如果顺应自然法则，甚至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收益。川西都江堰，关中郑国渠，两千年来，不是一直在默默地见证着科学在昌明，技术在进步，资金在充裕，社会在文明，失败者却前仆后继，黄河中游的三门峡水库就是最近的一例。自然规律，亘古不移，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把这个道理向社会、政府、企业和学术界讲清楚、说明白，是这个时代环境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马中识于2005年地球日

　　吴健，女，汉族，1973年2月生，安徽省歙县人。2002年获得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讲师。所著博士论文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作者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经济政策，在排污权交易政策领域已经完成4项国际合作研究。近年来参加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环境保护协会等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完成多部研究报告。已合作完成一部专著，参与编写两部教材，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篇。相关图书环境产权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