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自秦汉以降，二千多年来，自成体系，独立发展。它善于吸收一切有价值的外来文化，融入固有文化主流，不断发展，几千年沿着既定的方向，走着自己的路。中华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从来都是以自己固有的思想体系、思维模式来迎接外来文化的。大致可以举出以下几种特点和品格：不失自我的兼容性；与时俱进的应变性；取之有节的开发性；刚柔相济的进取性；和而不同的自主性。佛教传入中国及其发展道路，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色。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中国人士看作黄老清静无为的理论。景教（西方基督教的一派）在唐代最初传入中国，中国人士认为这个教“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这完全是当时唐人的新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中国学者著《天方性理》以迎接这一外来教义。中国最早介绍佛教的著作《四十二章经》及《牟子理惑论》，都以中国传统忠孝观念来理解这一外来宗教。还应当指出，佛教的根基虽出白天竺，但中国人所认识的佛教并不是直接取自印度，而是来自中亚。魏晋时期，佛教经典均根据西域文字翻译成汉文转手引进的。中国传统宗教的忠孝观念曾得到一切宗教的认同。后来的儒佛道三教会同，无不体现了中华文化圆融无碍、海纳百川的特点。佛教文化虽然带有佛教的某些特征，但这些特征无不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研究佛教不知不觉与儒、道两家会合；研究儒教又必然与佛、道两家贯通；研究道教又必然与儒、佛二家相会。本书前言我生于山东平原县，4岁以后，随父母在鲁南一带生活读书。9岁以后，在济南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听说现在改称实验小学）。当时北洋政府提倡尊孔读经，我读《四书》是在上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第一位老师。1928年上初中，1931年上高中，中学时期有几位国文（现在称语文）老师，任今才（幹忱）、刘伯？、张希之先生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读过梁启超、胡适、冯友兰几位先生的著作，也读过他们关于老子年代的争论文章。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旧社会读哲学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业。那时年轻，不考虑那些，一心想寻找真理，追究人生的归宿。入学时有十几个人，毕业时只剩下三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大学三年级，暑假期间发生了“七·七”事变，北大南迁。文学院设在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云南蒙自县。由湖南到云南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两个多月，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景象。靠了他们承载着这个又穷又大的国家。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不但细心阅读了大量的原始著作，甚至还照着去做。那时我只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积累丰厚，它有生命力，是活着的文化，不同于某些西方学者把中国文化积累看成考古的对象。我们的文化不但活着，还要发展，应对世界有所贡献。但苦于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清理方法。前人、外国人和时贤的著作，我觉得都没讲清楚。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它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多年，我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看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个文集中关于佛教的文章也就是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道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下于佛教，今后还要用科学研究的成果向社会和学术界推荐。因为这一门学科的研究比佛教研究迟了数十年，见成效、被承认，还有待将来更多学者的努力，这个文集没收这方面的文章。学术研究要扎根于这块土地上，要有补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间没有纯学术，这个文集杂而不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全国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初步学到了这个方法，使我十分振奋。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个文集的文章都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中国文化、说明中国哲学发展的习作。活到老，学到老，还要不断学习，力求有较大的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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