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缶翁——吴昌硕传

　　吴昌硕（1844—1927）作为海上画派后期领袖，是晚清民初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他以诗、书、画、印四艺合一的整体艺术成就享誉海内外，并对近百年来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吴昌硕其人其艺，以前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本书作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一种，希望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开掘，提出自己的见解。首先，本书欲以近代史、近代文化史（包括绘画史）的沿革为经，以江南中心区域的浙西文化圈、浙苏皖江南画家群、海上画派、浙派文化人等群体的活动为纬，努力勾勒出吴昌硕在晚清民初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真实位置。本书取名“百年一缶翁”，自是着意于揭示出吴昌硕与时代的关系。吴昌硕一生所处时代，正是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生于鸦片战争爆发后四年，与近代史开端共生。他又享长寿，活到了1927年。生当此时，他既在战争中饱受摧残，又在仕途坎坷中壮志不伸，但也得到了这个大时代的许多慷慨赠予。吴昌硕的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惊涛骇浪。五年逃难流浪生涯的磨难给了他一生以深刻的影响，使他通达了世事人情，锻炼了坚忍心志和刚强人格，也使他在日后长时问的逆境里能始终葆有一份豁达的心境和对苦尽甘来的憧憬。此后，吴昌硕在青年的科举求学、中年的宦海漂泊兼卖印鬻画谋生中苦苦寻觅、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游学、游艺、游宦生涯构成了他一生中时间最长也最为重要的部分。其中，从而立之年到年近古稀对仕途生涯的追求与官场转徙，向来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实这却是他在艺术追求外最持久的追寻。如他在苏州为小吏、候补官员多年，多次入幕，并以金石之艺周旋于晚清官场，亲身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仕宦阅历和政治理想对他的艺术并非都是负面影响，也使他的艺术具备了更高远、阔大、深沉的内涵，得以从一般画家中脱颖而出。晚年，吴昌硕又经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一生都在乱世之中，所以临终仍有“坐观太平双眼悬”的期盼，这使他对超越现实苦难、追求美好理想境界有更深的理解。他曾感慨“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还希望“安得梅边结茅屋”。他笔下那些色彩绚丽、充满真实生趣却又充溢着非现实美感的花卉作品给人异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正是他心灵渴求的寄托和外化。在百名我们为之立传的浙江文化名人中，吴昌硕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在绘画史、艺术史中的延续性比开创性更强。他是最后的文人画家，忠君爱国，追求仕途和诗文组成的典型旧式人生，却也在无可避免的时代变迁中，受到了现代气息的濡染。他终于在清廷覆灭后，彻底放弃了对功名的幻想，走出了最后一步，定居上海，以卖书画自给终其一生。这是前代文人画家如徐渭、石涛、八大及“扬州八怪”们命运的延续，却以喜剧结尾。吴昌硕更将毕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修为注入书画，依托早年在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中得到的丰厚内涵，并以广泛的交游，以及睿智豁达的人生智慧和亦雅亦俗的人生取向，广结善缘，顺应时代，终于在人生最后阶段登上了海上画派、西泠印派的最高峰，成就了百年中难得的人生传奇。本书还希望能凸现吴昌硕人生与艺术的广阔背景——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清代及晚清文化语境、学术氛围，如乾嘉以来文字训诂之学兴盛，道咸以来碑帖学兴替、金石画风兴起，以及明末以来市民思潮的涌动与文化市场的兴起，石涛、“扬州八怪”张扬性灵、“狂怪求理”画风的风行。在时代影响之外，本书还特别注重吴昌硕早年在江南中心区域，也就是古浙西一地的浙北、苏南包括沪上等地游学、游艺及与浙江学人、画人、印人交往的经历，凸现古浙西文化一脉、绘画传统对其一生成就的重大影响。吴昌硕的出生地（安吉鄣吴村）和成名处（上海）的关系，正如两地水系的关系一样富有隐喻意义：安吉正是上海黄浦江的一个源头。吴昌硕的一生正如他小时家前的那条小溪，流出群山深处，汇成苕溪，流入太湖，流向东海。吴昌硕当年就是以浙江人恋乡不恋土、顺应时代的态度（几乎和今日浙江人从小乡镇走向大城市的流向模式一样），从安吉、湖州、苏州、上海，一步步渐行渐远。古浙西一域正是江南水墨繁华地，自南宋以来，元明清七百年间，书画家多出自此地。1840年后，又有“海派”崛起于此域，成为高峰和新的开端。吴昌硕所擅的画、书、印、诗四艺在浙西有着深厚传统。他在青年时代得以知遇此地许多大家，也遇到许多不得志却身怀绝艺的民间才人逸士，得到了人品、性情与才艺上的熏染。而且，在他人生的各个时期，周围都有浙江人、湖州人、安吉人，给他以各个方面的帮助。当然不能单纯以时代与地域来限制吴昌硕，他生前身后的影响早已超越了一时一地。但如果不把他放在近现代百年历史变迁和江南地域文化氛围中，只单纯从艺术史、绘画史角度看，是无法真正深刻理解他的艺术所代表和彰显的文化精神力量的。其次，本书希望能写出吴昌硕作为近代重要文化人物而非单纯书画家的一面，也就是致力在文化层面上将他作为个案，探讨、揭示兼旧式文人、书画印诗人、画坛领袖于一身的他在文化转型中的典型意义及复杂性，以求塑造出更丰满、真实的形象。并希望能通过对其生平的融通性研究，把他纳入近现代浙江文化史研究之中，成为其中有机的一部分。有清一代正是融通与集传统大成，各种学术与艺术复兴的时代。到了清末民初，中华文化传统尚未被时代与人为因素全然斩断。正是在传统文化融合、会通的大背景下，成就了那一代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深邃广阔。吴昌硕艺术的最大特点和优点也就是融通和超越，这成就了他的大名。写吴昌硕传时，能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地域与时代对他一生的巨大推动力，但在机缘之外，他自身的刻苦努力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所以，也希望能把这本传记写成某种程度上的生活启示录。作为一部艺术家的传记，本书以传主生平为主线，兼顾其艺术，最终仍归结于其人其事。希望能重现传主坎坷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写出他性格真实、复杂的一面，写出一个饱满、可亲的形象：为人多情重义，饱经沧桑，深沉甚至有些世故，却又至老不失热情、天真与幽默;性格宽厚，不拘小节，朋友极多，时而有狂放不羁的名士气，骨子里却始终人世，待人诚挚，对艺术刻苦勤奋。并突出其身上的“浩然之气”，这一股“气”既来自他强悍的生命力，也来自传统文化在大时代中求变产生的强大能量，最终化为他艺术中强健浑厚的精神内涵。吴昌硕艺术最重要的两个特色就是野逸与高古，正如他诗画中常见的“野梅”和“苍石”意象，朴野之气与金石之气并存。前者来自深厚的地缘带来的山野之气和旺盛生命力;后者则来自他一生钟情的古缶、石鼓文等古金石元素，如他曾“以缶为庐”，把金石作为精神和艺术的寄托，并化入书、印、画，成就独特的艺术生命。这两个特点，内在可统一为吴昌硕受道家思想（也是中国艺术精神主流）影响，追求自然朴拙美的“道在瓦甓”的艺术思想;外在则统一在他平生最出色的以金石书法所写的粗笔写意花卉上。他将海上画派赵之谦、虚谷、任伯年等人画风的创新更推进一步，以浓艳的色彩赋予水墨花卉以生机活力，使文人画向市民审美情趣倾斜。但由于浓厚的金石气，他的画被人誉为“古艳”而非“俗艳”，那正是从传统文化中孕育出的，从《离骚》、古金石、唐诗等艺术精华中开出的笔墨奇葩、古艳之花。吴昌硕艺术的独到之处，就是以金石人印、入书，再入画，以最传统的艺术因素和审美理想塑造了崭新的艺术风格和风气。这自是得益于他从不屑做任何人的门下走狗（即使是他平生最敬重的徐渭，他也说“板桥肯作青藤狗，我不能狗人其宜”），有着比其他同时期画家更清醒的开宗立派的意识。关于吴昌硕，还有许多方面都是很耐人寻味的。如他艺术和人生的雅俗趋向，他是否文化遗民，还有“晚年是诗翁”等都值得探讨，在本书中都有所涉及。吴昌硕一生中复杂的际遇、丰富的性情和广阔的交游，给他的传记增添不少色彩。而他因时代而存在的局限，如曾执著于仕途，如卖画以求“吃一口肉饭”，也都是真实可爱的。还有他在艺术方面的不足，如追求野逸而流于“江湖气”，追求金石高古之意带来的“干枯”，也反衬出他在艺术上的创新意识和强烈个性。他的人格与艺术魅力，至今仍令人深思。吴昌硕身后在书画印学上的声誉，借众多出色弟子和画派鲜明风格之力在近80年来气势不减，影响远及今日画坛，艺术生命绵延不绝，更一度因为建国后大众对雄健刚强审美趣味的偏好而独领画坛风骚。吴氏的后人、学生更用回忆和景仰塑造了一尊艺术上的偶像，巍然、俨然，却也渐渐失去他原本人生的生动、朴实和亲切。本书致力撷取可信的一手资料（如吴昌硕本人诗文，吴昌硕早年友人及同时代人的墓志铭、来往书信、赠诗等，以及从日本回归的吴昌硕书画诗信等资料），努力祛除历史中的浮光掠影。希望能在再现时代的复杂背景上，还原历史的本相、人情的隐秘，再现一些细致生动的场景，描绘出吴昌硕真实一生的大致线条，显现其独特经历所孕育的丰富个性色彩。并解释为何吴昌硕能在群贤辈出的清末民初之际成为一代画坛宗师，正视与正确评价崛起于近代海上的他作为近代书画界偶像的真实文化意义。既不因日后一些海派末流狂怪无理、渐入江湖的作风而贬低他在画史上融通雅俗与超越传统的历史贡献，也不过分揄扬，旨在写一部平实的人物传记。在这世纪交替之际，回顾近代中国文化艺术的百年历程，今人对吴昌硕的复杂感情，正来自他们对过去百年中国文化命运转折的怀疑与继续探索的决心。无论如何，吴昌硕的地位是不可摇撼的。他在那个时代，既葆有文人画书、画、诗、印的格局，又能独创新意;既顺应了各方面的潮流，又成就了自己的成功人生，并有着大量的追随者，确实无愧于“百年一缶翁”之称。

　　吴晶，1970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温州师范学院。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致力于浙江、杭州地域文化研究。出版《李商隐传》、《画之大者——黄宾虹传》、《中国5000年问蜜柑内第一证——良渚古国》、《西溪湿地》、《西湖诗词》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