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很小，但是谈论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现阶段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关系。首先理应由我来指出本书的一些不足之处。尽管我的题目是《又一个美国世纪吗？——2000年之后的美国与世界》，但是这并不是一本带有预言性质的专著，也不是主要讨论发生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我只想勾画一下近年来美国在国际上的一些举动，从中得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普遍模式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苏联的解体——这个受众人欢呼的“历史性终结”，以及西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必然胜利，为这样一种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所以我冒昧地把研究的专注点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美国政府——特别是克林顿政府上。 然而，本书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主流政见之争已经日益趋向于一致。例如在美国，从前的左翼政党（例如克林顿的民主党）已经接纳了其右翼竞争对手的许多政策，尤其在经济方面。可见克林顿政府并非代表美国历史上左翼政党执政的中断时期，而是当今各种政治主流思想的合理汇集。因此，当我们在谈到外交政策和国际经济问题而非社会问题时，这种说法显得尤为正确，这一点我还将在后面的论述中继续强调。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在向全世界推销美国经济政策的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这个事实也印证了我的观点。克林顿是冷战后当选的美国总统，也是继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后第一位免受苏联的影响而制定国际政策的美国领导人。他鼓舞了美国的士气，并通过对政府的管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其口才和雄辩激起寸美国的高度期望，并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标准，用于评判在他领导之下的政府的绩效。 应该指出的是，本书并不是一个针对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而作的报告，而是一个更广的尝试，以评估这些最为重要的趋势和状态——iE是这些趋势和状态塑造了20世纪末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在书中，我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政府官员的行动和信念，但是，我也想更一般地阐释美国社会的某些基本框架。显然这是很困难的，但我希望至少能够从更宽的视角——商业角度、媒体角度、更广泛的公众的角度来阐释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我还想激发读者结合历史背景来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如此，还应站在未来几十年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并不想回答，未来的21世纪是否是美国的世纪，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停下来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其背后的条件和隐含的假设，以及许多美国人断言未来是美国世纪的必胜情绪。 1941年2月，也即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十个月，出版业的一位百万富翁，亨利·R．卢斯（HenryR．Luce），在其《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讨论国家状况的文章。卢斯指出，在20世纪的前40年里，美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已经控制了世界的命运，人类历史因此也经历了一个不幸的转折： “想想20世纪吧。这是我们的世纪，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碰巧生活在这个世纪里，而且因为这是美国主导世界的第一个世纪。迄今为止，我们的这个世纪意义深远，但又充满了悲惨和失望。没有哪个世纪如此伟大，给人类带来进步和幸福的许诺。也没有任何一个世纪有这么多男人、妇女和儿童经受了如此的伤害、苦闷及痛苦的死亡。” 当然，因为在卢斯所生活的年代，他目睹了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他的观点并不是悲观主义者的见解，他也并不想号召读者把眼界放低一些。与之相反，卢斯认为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国已经获得了20世纪的所有权，并完全承担起维护这个所有权的责任。美国成为孤立主义者，极不愿意向世界上其他人伸出援助之手。卢斯为美国的义务设立了一系列更好的模型，并作为所要面对的挑战展现在他的读者面前： “美国作为生机勃勃的进取精神的动力中心，美国作为培训技术熟练人才以服务人类的中心，美国作为行善的撒玛利亚人”，再次确信给予比索取更重要，并确信美国是自由与正 义思想的强力源头——从这些基本元素中定能塑造出20世纪，在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将获得快乐与欢愉，活力与热情。” 由此，卢斯认为，现在是美国人依据其文章的标题——拥抱“美国的世纪”，来重新思考的时候了。60年后，卢斯以预言家的形象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原因在于他的这种洞察力——现实证明，20世纪的美国化也就是世界的美国化，从那个时候起，这个过程不断向前推进。 1999年1月，在美国国情咨文中，比尔·克林顿总统回应了卢斯鼓励人们拥抱“下一个美国世纪”的话。在90年代的末期，卢斯的首创或者被政治家和评论员视为一个得体的胜利声明——是对自二战以来美国所取得成就的概括，或者被视为对自1900年以来简单而无可辩驳的描述。但是，人们很容易忘记，自从卢斯的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带有强烈反美情绪和过激的民族主义，即使是在那个战争年代也显得有些极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HenryA．Wal-lace），在1942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明确地引用了卢斯的“美国的世纪”，这篇演讲在战争期间被多次印刷并广为流传。华莱士对卢斯提出了言简意赅的异议： “有人已经谈到了‘美国的世纪’。然而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纪——一个将从战争中走出的世纪——必将是而且必须是普通民众的世纪。也许它为美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保证普通民众所必需的自由和民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天赋的权利剥削其他国家。先进的国家有责任帮助新兴的国家踏上工业化的道路，但不能通过军事或经济帝国主义。19世纪的做法在即将开始的人民世纪将不再奏效。”‘华莱士对卢斯文章中所暴露出的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和商业基调——其中包括卢斯对世界贸易的“巨大可能性”的热切期望——尤感不安。为对抗卢斯的全球美国化观点，华莱士推出“人民的世纪”，表达了他对战后迥然有别的国际秩序的期望，他相信，只有一个更加平等的全球秩序才有可能控制发展中国家庞杂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我之所以回顾卢斯和华莱士之间的争论，是因为这两种观点在冷战的40多年中一直存在，它们揭示了“美国化”和“国际化”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分歧。对于卢斯来说，美国有机会运用其威权和主导地位去拓展新的海外市场，并扩大美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但是，华莱士则更强调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且最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帮助而不是统治下，使穷国家享有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冷战严重破坏了华莱士的事业，以及他所期望开创的国际政治格局；然而，到了冷战后期，也就是华莱士和卢斯之争过去将近50年之后，美国政坛上又重现更为鲜明的国际主义者的呼声。苏联解体意味着可观的和平分红；1992年，民主党新一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声明他将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保证美国承担应有的义务；并允诺推动技术进步，增进交流，密切世界各国的联系，将世界上最贫穷和最遥远的地区与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团结在一起。 本书讲述的就是这种得到倡导的国际主义，以及冷战后出现的“美国化”的新浪潮。比尔·克林顿在1999年发表了得意扬扬的就职演说——“下一个美国世纪”，这是我们进行研究的有益起点，本书以下各章的引语都节选自1999年克林顿在美国国会所作的国情咨文。我希望就克林顿的承诺（并延伸开去，另一个“美国世纪”的理想）近年来与历史记录相悖之处进行检验，同时，我还试图对克林顿政府和华盛顿特区之外的其他美国思想和行动进行描述。本书分为四章，每一章都阐述了美国与别国关系的独立层面——总的来说，涵盖了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章阐述的是自从1945年以来，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侧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立、美国产品寻求新的海外市场的要求以及从政府干预经济向自由市场导向的倾斜。我认为，最后这个发展趋势自1982年全球债务危机之后已经非常显著，并对发展中国家有着尤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尽管政府从自由市场模式中退了出来，但有证据表明，美国为了大力推动其经济结构，动用政府的相当资源，促使别国政府也从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中转移出来。为了更好地展现美国在这个方面的实际运作，我举了三个例子来证明美国经济政策在海外的影响：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正在努力推进的美非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在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主导的重建俄罗斯经济的计划。 第二章主要阐述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尤其是在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承诺要加强美国和联合国关系的背景之下。我描述了美国语境中“国际社会”的出现，评价美国在遵守这样一个社会规则时；所主张的利益。在这里，我主要通过分析美国对90年代两个多边计划的反应：建立国际军事法庭的努力，以及禁止使用地雷的国际运动。我也考察了美国在过去十年里试图维护和平的举措，并且详细分析了1993年对索马里军事行动的失利；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事件中绥靖政策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以及1995年美国主导的代顿协议之前对波斯尼亚所采取的混乱的政策。这些独立事件充分反映了经过高度筛选和自私的美国式“国际主义”，必然导致美国和联合国关系的恶化，也导致联合国在克林顿及其政府官员的盛情款待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受到严重削弱。 第三章则讨论了在冷战的余波中，美国军事的前景，以及五角大楼和政府要员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继续保持高水平军费开支的种种图谋。在这一章，我分析了“无赖国家”的说法，这个说法使美国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成为正当理由，也使美国有了借口，扩展北约以维持强有力的西方联盟（即使苏联已经不存在了）。从这个分析中，我认为美国现在的军费开支比率极高，同时我还将通过分析五角大楼和美国主要的军火商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为什么他们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在这一章的最后部分，我还将进一步分析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1991年与伊拉克的冲突（以及随后对该国的攻击），另一个是1999年北约出兵科索沃。我对美国在外交政策这个更宽广的意义层面上的军事行动很感兴趣，尤其是美国实际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与美国政府冷战后对此所作的（通常是国际主义）解释之间的关系。最后，我考察了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美国境外敌对势力可能的疏远（与激进），尤其是那些已经亲身感受到美国军事行动影响的人。 第四章则转移了视角，试图就在前面章节里已经提到过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尽管对美国在海外的行为做一些评价很重要，但是作为美国政策的观察者，我们不应该忽略更大的挑战——不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知道为何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在这最后一章里，我想通过详细地分析美国的种种意见，以及提出这些意见的不同背景，来回答这些问题，至少是暂时地回答。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我对美国国内关于外交关系的一些学术性意见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以及对这些“专家”们所处的相对优越的环境进行了评价。第二部分则讨论了美国的政府、大学和智囊团在形成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还研究了政客们在对外交问题制定特殊的政策时所要面临的压力；美国的大众传媒（大都由法人集团控制）的约束和偏见；以及美国公众的观点和关注。 我希望能够通过把每一事件和问题进行分解，纳人一个简单的框架——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借此把美国的国际关系解释清楚。尽管美国的大公司和富人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大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在海外的行动是复杂和多面的。美国在采取行动时也许总是代表着少数富人的利益，这是我所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同时，我还给出了许多其他不同的因素来解释为什么导致了美国在海外某些政策的失败和失效。充分理解美国的思想和行为至关重要，有助于美国国际关系的重新定位，以及让大多数美国公民接受这个事实——另一个美国世纪并非称心如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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