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轮到用卷首语来总结一个编辑周期了。——但这是怎样漫长的一个周期啊！从构想、组稿，到初读、评审，到修改、翻译，再到编定、汇总……真不知要熬过多少繁难与变异，才能熬到充满忐忑的验收。 论文栏第一组为马克思研究。去年参观特利尔那所有名的故居时，我曾坦然写下了这样的留言：“我是作为一个人来拜访另一个人……”而这里发表的两篇论文，也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史傅德以整整十四年的寒窗功夫，爬梳了收藏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马克思手稿，从而以最触手可及的直观材料，展示了这位深具影响的思想家的实际工作状态，——包括他那学者式的独处生活、他的种种研究计划、他的藏书与阅读范围，以及他种种的精神疑虑、理论风险和思想赌注。饶有兴味的是，这样一位鲜为人知的马克思，读来竟更觉似曾相识，仿佛就忙碌在邻近的哪间书房里，正一边书写和涂改着读书笔记，一边构想和调整着写作计划。于是，跟这样的一位马克思，我们也就更能平心和平等地对话，既然他实不过跟我们一样，都是在朝未知世界进行尝试性的探险。唐文明试从黑格尔哲学的背景，来同情地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发现那绝非经验型的社会学概念，而乃思辨性的哲学概念，故只有从存在论层面才能领会之。作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所谓“无产阶级”就是黑格尔“有、无、变”三环节中的“变”，而其中的“无”既源自“有”又开启着“变”，正因此无产阶级才被认定为“最革命的力量”。发人深省的是，这样一来，所谓无产阶级概念便意外地凸显为生命哲学问题——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无产阶级，因为人的生命就是虚无，而且是承担存在之天命的虚无，是天地之化育的参赞者。 下一组为朝鲜研究。张伯伟提出，现存朝鲜时代书目约八十种，但尚缺合理的分类，故不妨试分为四，或可构建起它的目录学体系。作者又对这一课题加以综合探讨，如结合朝鲜王室图书馆的演变和藏书来源，阐释王室书目的特色；结合朝鲜雕版历史的发展，阐释册板目录的起源和特色；结合书院和乡校的设置，并在与中国书院刻书、藏书的比较中，阐释校院书目的特色；结合书目作者的家学渊源，阐释私家书目的特色；结合朝鲜史学的主导倾向，阐释史志书目的特色……本文还着重分析了此一领域中国影响及变化，从而在比较中展示出了汉文化圈的多元一体。周生春考辨了迄被忽略的韩国汉籍《华海师全》，判定该书并无明显作伪的痕迹，且集中收录了未见于其他文献的材料。我们据此可以了解到高丽末期儒学大师禹倬、申贤、郑梦周的思想和这一学派的历史及其思想特点，从而重新审视、反思并改写韩国和东亚儒学的渊源和传承的历史，并深化对于高丽末期韩中儒学交流的规模、深度及影响的认识。作者由此又论及向为学界忽视的该书主要作者申贤，指出他既是带领整个学派走向鼎盛的思想领袖，又是上承孟朱、禹倬之统绪，下启郑梦周、李混之渊源的一代儒宗，既是高丽末期韩中儒学交流的主角和核心，又是帝王宾师和值得敬仰的社会活动家。 另一组为比较文学。焦石借用谢阁兰具有现代性的“异域情调”理论，来证明沈从文的现代性，以期摆脱以往乡土文学、地方色彩之类的俗套。具体而言，谢阁兰从理论方面主张从主体与他者的碰撞中窥见美，而从小说叙述角度则突出“他者”对“我”的“反观”，即让主体变成被观察的客体；本文把这些观点和手法运用于对沈从文的分析——其小说中的主体是作者、第一人称叙述者、城里人、汉族人、文明人、男人、读书人（包括女大学生）等，与之相对的“他者”则是乡下人、没有文化的人、女人、苗族人等，而这两者间亦经常发生碰撞和来自他者的反观。对比鲜明的是，如果前文中的可比性是被“设计”出来的，那么后文中的可比性却是切实笃定的：魏安娜以残雪长达450页的《灵魂的城堡》为证，说明无论在批评方面还是创作方面，这位中国作家对于卡夫卡的关切都是深切而广泛的。接着，作者又讨论了残雪对卡夫卡的读解，尤其是基于两位作家的相同与不同，从主题学和文本层面分析了她的前期小说。在作者看来，这两位作家最为贯通的关切，在于对于下述两难的共同体认——他们既作为感知超群的艺术家个体，尤为强烈地体察到了人类境况，又像常人一样，被迫羁绊在公众与私人之间、外向实际生活与内向精神探究之间。 最后一组为文物考古。徐建新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易被忽视的问题：以往学界在研究好太王碑及其拓本时，很重视清末至民国时期相当石学家的研究成果，却未曾聚焦于制作过数十部好太王碑精拓本的拓工李云从。缘此，本文对这位工匠的生平事迹及其捶拓好太王碑的相关问题投以了特别关注。作者认为，对于李云从经历的详细考察，能为好太王碑早期拓本的编年研究提供参考依据，也能进一步加深对近代中国金石学发展的认识。林梅村尝试挑战一种长期流行的理解：把20世纪初在鄂尔多斯发现的大量景教十字架，看成了元代时活跃于当地的突厥部落——汪古部的遗物。就此，作者先依据考古材料论证这批文物早于元代，故显然与元初南下鄂尔多斯的汪古部无关，再从中亚史料中找到证据，判定这批十字架和信仰景教的另一突厥部落——浑部有关。作者的结论是，成吉思汗所属乞颜部从呼伦贝尔草原的西迁，迫使原在蒙古高原游牧的浑部南下鄂尔多斯，从而在那里留下了这些历史遗物。 讲坛／通讯一栏，先是刘东应邀为《世界文化报告》（2005年）的“中国部分”所写的提纲。该报告曾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度主持写出，中文世界也曾紧跟着两度翻译引进，惜乎其中并未给中国学者留出多少余地。出于此种遗憾，笔者加入了新版《报告》的作者队伍，同意在既定主题甚至统一提纲的框架下，进行这种多少像是命题作文甚至文字填空的应命写作。当然即使如此，笔者仍希望尽可能丰富而平衡地填写进中国的内容，这正是抢着公布提纲以征求意见的缘由。任何建设性批评都会被诚挚地听取，而且只要能赶在结项之前寄达，就总有可能被反映在最终的定稿中。接着是韦思谛为其所编《中国大众宗教》一书所写的导论，它简洁却精准地介绍了美国同行围绕此一问题的不同意见，以及它们各自在学术上的潜力和优长。令人痛惜的是，居然还没有来得及译完这本富于启发的文集，它的编者便已溘然长逝了，而且自从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以来，这已是自己常要重复的可怕经历！在这里，特地先把已经译完的导论部分发表出来，以纪念这位向以勤奋多学、严谨坚实而著称的优秀汉学家。 评论栏中的文字，首先是贺萧为全面回顾国际学界在中国妇女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所撰写的长篇报告。文章综合了1970年代以来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所出现的相关著作，并循着下列主题进行了逐级划分：一、婚姻，家庭，性和性别差异；二、妇女和劳动；三、妇女和国家的现代性。作者的意图之一在于说明，近来中国女性研究在国际学界乃是成果尤丰的领域，而此文的宏大篇幅与广泛涉猎，以及它所纵览的对于各种细部问题的追索，无疑会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 接下来，发表了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对中国学者的批评，以及北京大学王锐锋对美国学者的批评。对于他们具体的观点，不必在这里详加复述了。然而把它们编排在一起，却是有可能相映成趣的：实际上，这种频繁的、有时难免是尖锐的往返切磋，正乃中国学界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开始，——如果我们足以透过浅层的泡沫，感受到更深的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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