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亚当·斯密的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于1776年。那时，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英国手工制造业正在开始向大工业过渡，英国产业的发展，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着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时的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的束缚。处在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它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正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为它鸣锣开道。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负有这样的阶级历史任务而问世的。这部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此书出版以后，不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过任何其他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曾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无怪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它奉为至宝。可是，历史很快就把它的局限性和缺点错误显示出来了。 在这部书出版后将近一百年左右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逐渐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从此，斯密强调的自由而又自然的体制，已经失灵了；再往后不到半世纪时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来，为斯密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就遭到了彻底的否定。现在，在这帝国主义日趋灭亡，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阶段，尽管一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还在不同意义上强调着自由市场经济，还在宣扬着资本主义的改造或再生，但作为资本主义成长时代的斯密的这部经济学论著，早已没有现实的意义，而只有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了。 列宁曾经这样指示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究竟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有了怎样的贡献，他通过这部书比他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对他提出了怎样的经济问题。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是从重商主义时代开端的。这种经济生活，一开始就要求回答财富是什么，财富的来源是什么，以及财富怎样才能迅速积累这些基本问题。重商主义首先对这些问题作了解答。对于他们的解答，先后持有不同意见的，有英国启蒙经济学者如配第、洛克等，特别是有法国的布瓦基尔柏，以及重农主义者魁奈、杜阁等。经济学者创立一种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运动的基本理论，首先要看他所在社会或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容许他作较全面的观察，斯密的上述那些先辈经济学者还缺乏这样的条件，而斯密正处在资本主义成长时期的英国，他就有可能在其先辈经济学者的理论基础上就那些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当重商主义者根据他们所在社会的商品流通上的实际需要，凭直感来强调财富只是货币，只是金钱的时候，启蒙经济学者配第、洛克曾经历了一番相当曲折的努力，才从那个成见中解脱出来；可是后来的重农学者，一方面很正确地论证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生产物是财富，但同时他们却不把同样是劳动生产物的货币或金银看成是财富。直到亚当·斯密，才在这些争论的基础上，从现实经济生活运动中概括出货币是社会总资财的一个构成部分，或只是其中一个构成部分的结论。 在这个结论里，就包含了社会财富的来源以及财富如何积累的问题。如果财富主要不是货币，不是金银，那么财富的来源，就主要不是金银矿山，不是富有金银的殖民地，它也不是得自贸易顺差。启蒙经济学者配第最先强调财富来自自然与劳动，但他对于这两者在生产上的关系没有交代清楚；重农主义者着重强调使用价值，认为财富来自生产纯生产物的农业劳动；亚当·斯密却从商品价值形成的角度出发，在其著作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撇开自然这个因素，从而论证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并且他所说的劳动，带有一般性，打破了重农主义者所设定的农业劳动那个狭窄圈圈。在斯密看来，社会财富来自劳动，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单是取决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更大的劳动生产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劳动的生产性，表现在它不只为劳动者本身生产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还为资本家的资本生产利润，为地主提供的土地生产地租。后面两种收入，都是从劳动者生产的生产物或其价值中扣除下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一，他把劳动看成商品价值的普遍的正确尺度，认为“只有劳动，能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第二，他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三，他还把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构成的生产关系看成是流通分配关系所由决定的基础，而价值论则被看成是分配论的根据。在所有这些体现着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论点中，特别是依据这些论点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或其资本积累过程所作的全面系统的论述中，他确实提出了他的一切先辈经济学者所没有提出的一些新的东西。 然而由于阶级地位的限制，加上当时还不够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条件，斯密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过渡性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他一直认为资本主义是合乎人性、合乎自然的，只要改变一些阻碍它发展的人为的不自然的社会经济措施，如撤消过时的基尔特制和重商主义限制政策等等，让每个人以他的劳动或资本，与任何其他人一道参加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就会自由而自然地建立起来，并永远发展下去。他并且认为，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竞争，他个人由此获得的利益愈大，社会就会愈富有。这个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的错误认识，使得他停留在这样的限度内：“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在这个意义上去确立上述那些有关价值——剩余价值的比较正确的论点；一碰到资本主义本身矛盾问题，在那个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就再也不能前进了。由他的阶级观点决定的这个二重的方法论，即一方面为内部联系的考察，一方面又为外部现像的考察的方法论，就使得他的每一个正确论点都表现为半截的、半途而废的、充满了矛盾的东西。比如单就最有关键性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这个论点来说罢，他一方面主张商品价值是由生产所费的劳动量决定的，但在有些场合，他又强调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在交换中所能获得的劳动量来决定；他一方面说商品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在这个命题中，错误还只在于漏掉了不变资本；可是在其他场合，他又强调商品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所构成，这就不只是漏掉了不变资本，并且使在前一场合中还是确定的商品价值，到这里竟变成为极不确定的了。不只是关于商品价值的说法，而且关于货币的职能及其产生过程的说法，关于资本积累的说法，……都显得是正确的与错误的，科学的与庸俗的论点杂然并陈。关于这点，我们除了就他的观点方法来说明外，还须很好地领会马克思就斯密的矛盾的价值学说所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他说：“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那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必然要摸索、试验，同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进行斗争……”。至于他在讨论分配问题时所表述的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比较乐观的和自然调和的倾向，这也是由于当时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还处在初级阶段，资本家阶级与地主阶级间的斗争还不像产业革命以后来得那样尖锐的缘故；这与后来庸俗经济学者一味宣扬阶级调和谬论来掩盖已经非常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是有所不同的。总之，斯密的这部经济学论著，从其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来看，是无疑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错误的庸俗论点的，但作为成长过程中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代表著作来看，它确实表现出许多科学成分，是在批判以往经济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成果。由于这部书在他的研究方法上，都分别表现出了正确与错误、科学与庸俗的两重特点，它对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也是两方面兼而有之的。 在这部书出版以后不久，受到产业革命推动的英国手工制造业，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大工业发展，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了。李嘉图继斯密之后，把劳动价值学说，把建立在劳动价值学说上的分配学说，引到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学者再也不能逾越的境界。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于1817年；在二十年代，曾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利用李嘉图的分析来宣扬他们的社会学者。到了四十、五十和六十年代，马克思就在继续努力批判和吸收整个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后来恩格斯和列宁都把古典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暴露了它的内部矛盾，随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日益动摇了；于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就极力回避斯密学说中的正确的论点，并极力利用其中的错误的庸俗的论点来诋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工人运动中已经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于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标榜的奥地利学派及其在英美各国的变种，都把反对古典经济学，或更确切地说，都把反对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科学成分，作为反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间接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从庞巴维克直到凯恩斯，是怎样反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就够了。当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惜猛烈攻击其先辈经济学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理论的时候，我们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了从历史发展上增进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对于斯密乃至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应该科学地对待，重新介绍他们的经济学说，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十九世纪末年，中国维新派人物严复，就曾将这部书以效法亚当·斯密把他的“富其君又富其民”当作国策，献给英王的精神，来献策于光绪皇帝的，冀有助于清末的维新“大业”。但他这个以《原富》为名的译本，在1902年出版以后却不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这当然不仅是由于译文过于艰深典雅，又多所删节，主要是由于清末当时的现实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和它的要求相距太远了。到1931年，我和郭大力同志，又把它重译成中文出版，改题为《国富论》，我们当时重新翻译这部书的动机，主要是鉴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前途可言。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我们知道《资本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在批判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也确实深切感到翻译亚当·斯密、李嘉图著作对我们的帮助。《资本论》翻译出版以后，对于我们来说，翻译斯密的《国富论》的历史任务已算完成了。 全国解放以后，人民出版事业要从社会主义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来进行全面安排了。商务印书馆为了有计划有选择地翻译介绍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曾多次向我们提出《国富论》译本的重新校订问题。这个译本已经出版三十五年了。其中有些地方没有把作者的原意明确表达出来，有个别地方还有错误，此外还有不少的语法词汇需要斟酌统一。经陈福生、陈振骅同志校改，译本颇有改进。但其中仍不免有错误的地方，应由我们，特别是应由我来负责。 此次校订时，将译名由《国富论》改按原著全称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王亚南1965年5月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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