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

　　文化需要积累。这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保存，为使后来的学者能看到他们的成果，保持史学研究的继承性，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本书的出版。这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举措。对历史的认识、对问题的探讨永无止境。这四位学者的文集所反映的是我国对苏联历史探讨研究的一个阶段的历程，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相信随着新档案资料的发表，随着认识的加深，在俄国和苏联历史的研究领域还会有更多的史学作品问世。长期以来，中国的苏联史研究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天下，从论点到史料差不多都取自这本“经典”。我国对苏联历史进行独立的、科学的研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事。坏事变好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认真反思和研究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和诸多问题。错误是我们自己犯的，但从源头考察却是同斯大林模式分不开的。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了对苏联历史的艰难而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本丛书的作者郑异凡、徐天新、叶书宗和杨存堂（笔名柳植）四位教授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有大体相同的特点：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有比较扎实的基本功，能较为熟练地使用俄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有献身于这一学科、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正因为这样，在我国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在三中全会的鼓舞下，他们对苏联历史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在报刊上、学术会议上，就苏联历史上的各种问题，诸如列宁晚期思想、斯大林模式、十月革命、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农民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现代化、对外政策、卫国战争、大清洗及布哈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史人物评价诸问题提出不少颇有价值的新见解。

　　柳植，杨存堂的笔名，1934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帖。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苏联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主编《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多年，著有《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美苏冷战中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苏联史纲（1953-1964）》（合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27、28、29卷，发表苏联史、中国史方在的论文六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