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探微

　　岁暮天涯，时觉岑寂。忽然接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寄来的《国史探微》全书分页校样，知道此书不久可以问世，为之一喜。此书共收我的论著十四篇，原作都是英文（只有第二篇附录“朝代间的比赛”是中文原作）。联经公司分请六位学人（大名见后）给译成中文，又请人校阅过，今年7月下旬，我来台开会（“院上”会议）得以抽暇看过全部译稿，很欣赏译笔之忠实畅达。我除了对各位译者深致谢忱之外，只建议了很少数的小修改，并且增加了若干条按语补注。现在重新校阅，发现全书只有二十几处需要改动。足证联经各位先生编辑校印之认真，可敬可感。在附录又看见为我特别编制的中外文著作目录，已经十得其九。多费清神，统此致谢！联经公司选定这十四篇论著时，曾同我的挚友余英时教授（耶鲁大学史学讲座）商量。书名久国史探微》大约也是与余教授商定的，意兼嘉勉。我喜其简洁，欣然同意，中国人治中国史，自然是“国史”。“探微”可释为力求深入，探索精微，是撰文的日标主旨。能达到几成则不敢说。友人厚意勖勉，自应致谢。十四篇的排列，大抵依照论文的性质，以类相从为序。第一篇中国的世界秩序（邢义田译），第二篇朝代兴衰刍论（陈国栋）包罗较广。第三篇作息考（梁庚尧译），第四篇女主考（林维红译），第五篇人质考（张荣芳译），第六篇明代地方政府（张永堂译），这四篇是社会史政制史；再下六篇（即第七至第十二篇）是经济史（陈国栋译，连前共译七篇）。末后第十三、十四篇是吏学史（张荣芳译，连前共译三篇，。各位译者下笔都很细心，对各篇引用的文字；尤其是要转回中文时．费时查对，不厌其烦，对读者大有补益，我深为感激。关于这十几篇写作之因缘，问世之先后，想补充几句说明，第一篇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为了费正清教授（J．K．Fairbank）主持的一个专题讨论会写的。会在1965年9月，论文集由费教授主编，于1968年印布。卷首有一扉页说是全体撰写人献此书与哈佛燕京中国史讲座教授杨联升。我受宠若惊。回想在会中可能说话太多，有时近于讲演。但如“蕃番藩”三字用法之同异似不能不论。第六篇明代地方政府，是为了参加贺凯（C．D．Hueker）教授主持的明代政制讨论会，时在1965年8月，论文集则在1969年印行。这一类的讨论会，前后参加过六次。每会都有几篇论文，共同讲评，颇费心力。这一年8月9月连续开会，当时情绪亢奋，健康可能已受影响。近十几年有邀请的唐史会、法律史会、道教史会。都辞谢了。第三篇以下，除了第六篇与第十四篇之外，都曾在哈佛亚洲学报（简称HJAS）发表。后来分别收入我的两部论文集《中国制度史研究》（1961）与《汉学散策（1969）。论著目录没有分列各书所收单篇文字。制度史研究共九篇，皆见于HJAS，《汉学散策》共十四篇，分见于HJAS及通报等处。奉书第十一篇发表最早。“晋代经济史释论”是我的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的引言。论文是魏楷（J．R．Ware）教授指导的。1945年冬交人。1946年2月成博士。因魏教授是HJAS主编，1946年即已印出。他认为我的论文虽坚实而有时太拘谨，很少断语推沦。此题确尚有不少可以发挥之处。但我当时还是学徒，岂敢放言高论。次早问世的是第十三篇“二十四史名称试解”，曾在美国东方学会（AOS）宣读大旨，在1947年HJAS发表。朝代兴衰、作息考等文也曾在各学会的年会用近十五分钟乃至半小时发表节略。汜得陈荣捷教授在会后曾劝我多批评西人滥用的朝代循环论，所以后有“朝代间的比赛”补充，尚有余蕴：第十四篇唐至明代官修史学是1956年在伦敦大学举行的亚洲史学史讨论会特邀撰写的。此会规模不小，中国史有英法德荷各国的汉学家撰文。美国只请了拉提摩（（）wen Lattimore）与我，而我又是唯——的华人撰文者，在会中不免说话稍多。有一次会后，伦大的老西门教授（W．Simon）笑用中国话对我说：“你是盟主。”我说：”那可不敢当。”大会也请了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教授（Paul Demieville ）。戴老不能来，只补写；了论章学诚一文，很多精彩。若戴老来做盟主，可以当之无愧。大会中国史日本史部分的论文，合为—册。题为《中国与日本的史学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pan），由毕斯雷（W．G．Beasley）与浦立本（E．G．Pulleyblank）两教授合编；1961年出版。但在此之前，有些文章用德文译出，我那一篇见SaeculumⅧ，Heft 213（196—209）。第九篇公共工程（兴建考）是1962年3月在巴黎法兰西学院（Collagede France）用法文作的演讲。这是戴密微教授给我安排的殊荣。学院规定必须用法文（巴黎大学可用英文），每周一讲，共讲了四次（那一个月作为客座教授），听众不少．行家很多。我的法文不够。写了英文稿，请侯思孟（Donald Halzman）博士译成法文，戴老亲自改定。读音请吴其昱博士指点，时时练习。幸未辱命。四讲之后，有当地东方学者数十位自费合请在美术馆设宴作贺。盛意町感，又以戴老的安排，把四讲印成一本小书Les aspects ecommlques destravauxpublicsdansLaChineimp6riale，quatre conf6rence（法兰西学院，1964）。英文稿则直到1969年因戴老给我的《汉学散策》作序时提起才决定收入。今日中文稿得以问世，而戴老早归道山。请益无从。硕学盛德。令人追怀不已。

　　杨联陞先生《1914—1990》，字莲生，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嗣后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即留哈佛任教，五十年代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晋书食货志译注》、《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散策》、《汉学论评集》、《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等。在论其生平与学术的文字中，尤详备者当推其友人周一良教授的《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前者载于《中国文化》第六期；后者载于《时报周刊》三0九、三一0号，又分别收入作者在台北和上海出版的论文集《犹记风吹水上鳞》和《钱穆与中国文化》，读者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