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 Essa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Grandeur in Philosophy）中，康德设想了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而又力争十二分程度的兄弟之爱的人，与另外一个有三分程度的吝啬并且有能力达成七分程度慷慨目标的人——而这个人只做出了四分程度的慷慨行为——相对比。他得出结论，虽然按照行为来衡量——二比四——前者不可辩驳地要比后者低劣，但实际在道德上，他比后者更为高尚。我们或许应该使用一种类似于此的算术式的价值评估来评判科学著作……社会科学明显是处在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的阵营里，而且，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以康德的方式来将它们必须克服的社会力量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无疑就能够更为准确地对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估。当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其影响遍及所有社会科学学科的特殊目标时，这一点就更确真无疑了。这种特殊的目标，即语言，是整体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在索绪尔的研究中，它是通过对其所有内部社会变量的排除而建构起来的；或者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它是由赋予语法的形式属性以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损害了功能性限制——而建构起来的。因此，推导出这一事实的所有结果就成为必要了；而这些则被语言学家和他们的模仿者强有力地压制了，以致如《普通语言学教程》所断言的，“语言的社会属性是其内部特征之一”，并且社会的异质性都包含在语言之中。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事业当中所包含的风险，这种风险并非是显而易见的粗糙，因为对这种粗糙可以进行最为严格的分析；这种分析能促成被压抑之物的回升，但这也是它受到指责之处。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在接受一种较低的区分性（distinction）利润的同时，选择为真理付出较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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