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桥畔沿着徐志摩的足迹，“刻意”找寻20世纪20年代的灵感；在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为音乐之都的“飘零”而感伤；遍寻卡夫卡和昆德拉的城市，去细读波希米亚渐被遗忘的旧日记忆；看中国电影，下中国馆子，唐人街是心中的“麦加”；在“闲书”与正书间艰难取舍，便有“闲书呆子”无耐而帅真的自白；面对还不清的“书债”，常常不胜惶恐……这些充满浪漫情怀的文字不仅是李欧梵教授一段难忘经历的记载，更是一种激情的证明，一种真性情的体现。本书前言序言《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是我最早出版的两本杂文集：《西潮的彼岸》于1975年在台湾初版（我手头存有一本则是1982年第九次印刷的）；《浪漫之余》出版于1980年。现在竟然有机会将二书的部分内容合而为一在大陆出新版，真是我始料未及。现在再翻看这两本三十年前写的旧书，真可谓是“明日黄花”了。我突然想起鲁迅的一篇名文《腊叶》，如果我的写作生涯是一本书的话，这两本书也就是我的人生“大书”中夹着的两片腊叶，虽然表面看来早已枯萎，但内中所包含的却是一股年轻时代的清新热情。也记不清这股热情是如何引发的，可能是最早的一段异国恋史，在经历过程中有感而发。当时台湾的一本杂志《大学生活》委托在哈佛的老同学谢文孙向我约稿，我适在英国剑桥，找寻徐志摩的资料作为论文的一部分，遂写下这第一篇文章《剑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用“奥非欧”的笔名发表，自称为“非小说”，乃故意衍用当时美国流行的一种文类“non-fiction”，将之改头换面，作为一种“自传”的形式。该杂志的编者还特别加上按语，说：“作者饱受西洋洗礼，尤其欧陆存在主义的影响，所以文章中能极勇敢的面对真实，作赤裸裸的自白”，并附以《心路历程》的标题（或者这原是我自己定的题目，而《剑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则是编者所加，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后来这篇文章和其它两篇《撒而斯堡音乐节》、《奥国的飘零》，连同马森（笔名为飞扬）描写他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法国社会素描》中的四篇文章：被拼凑成一本书，就以我的文章为书名。几年后在台湾纔认识马森，两人提起此事不禁哑然失笑，素不相识竟然也合写了一本书。事隔三十年，现在回想起来，更难描述我写这两本书的文章的个中滋味。诚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只有三十岁（写“徐志摩”文时还不到三十岁），现在从“花甲”之年的视角回顾，已经没有任何激情或伤感，但也不忍自嘲。只想到约四、五年前在台湾台东旅游时见到了一位文学界的朋友，他也人到中年，但比我至少年轻十多岁，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很诚恳地对我说：“我是在中学时代看你的书长大的，不过现在早已不看你的文章了！”意思似乎是：现在时过境迁，早已越过那个时代了。我回答说：“我自己也不忍卒睹。”真的是“不忍卒睹”吗？其实心中对于这些年轻时代的旧文不免也产生鲁迅对待自己的散文诗《野草》的感觉：“我自爱我的野草”（《野草·题辞》），原因可能也相似：现在的我再也写不出来那股激情来了。前晚看法国旧片《广岛我爱》（HiroshinaMonAmour），片中有一个镜头令我特别感动。法国妇人深夜在酒吧和她的日本情人边饮边谈她的第一个爱情故事，突然激动地说：“我那时候真年轻！”这种感觉，人不过半百恐怕很难感受得到。《西潮的彼岸》就是一本“我那时候真年轻”的感情记录。二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浸透了一股浪漫的情怀，这是个明显的事实。可能是因为我受了自己论文题目的影响：为了写《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可作为论文的提纲来读），连我自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浪漫起来了。于是从徐志摩写到他的英国朋友；从欧游的经历中把自己的飘零心态加在异国文化身上；又从理想的高峰批评日本和香港的现实，当然更把自己的感情信仰追溯到徐志摩和先师夏济安先生（“浪漫的圣徒”）；甚至还为了自己的婚姻大事写了一篇情文并茂但却是莫须有的《上父母亲书》。倒是《父亲的日记》一文（原是为先父李永刚抗战时期的一本日记《虎口余生录》所写的后记，多年后这本日记在台湾出版），写的特别用心，原因自明——我觉得这本日记不但是“家史”，甚至在中国近代史中也该算是一份珍贵的史料。《浪漫之余》继承了《西潮的彼岸》的余绪，又多加几篇半学术性的文章，后来又收在我的第三本书——《中西文学的徊想》中。此次将三本书重新编排成两本，分别为《西潮的彼岸》和《中西文学的徊想》，换言之，《浪漫之余》被腰砍了，内中较富感情或个人意义以及留学读书经验的文章放在第一本书，而将讨论台湾及大陆作家和作品的文章放在第二本书，和有关中西方现代文学的文章放在一起，庶几合乎《中西文学的徊想》的原名的意涵。这样的安排也为了避免重复，其实在三十多年留美的生涯中，我写的中文文章并不多，就只有这三、四十篇，倒是在最近三、四年，特别是自哈佛教职退休后，文章纔多起来，也许这代表了我以文字“落叶归根”的心情吧。在《浪漫之余》原序中，我曾为我早年的“西化”思想和“海外华人”的立场再三辩解，其实这些论调也已过时，在这个“全球化”的“后现代”世界中，“西潮”早已失去当年的历史意义（这原是取自蒋梦麟先生的一本自传书名）。而“彼岸”呢？我指的本来并非中国传统文化，而现在也无所谓“回头是岸”的说法了，即使我将来随妻子归佛，放弃这个商品消费文化的荣华富贵，恐怕“回头”为时已晚了，倒不如把自己早期的作品“立此存照”，或者可以为二十一世纪的“世故”读者带来些许“天真”之情，则予愿已足。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协助此书出版，也是这个作品系列的始作俑者：季进，还有我的妻子玉莹，她非但对于我年轻时候的故事了如指掌（当然是经过我无数次的重述），而且比我更珍惜这些旧作的价值，并鼓励我将之再版，因此我要把这些书——过去写的、现在和将来写的——都献给她，并以此见证我们的感情和婚姻。这就是“浪漫之余”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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