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样是在尴尬的年龄，来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国度，搞一种令人尴尬的“事业”，又名曰“学问”。而且从他的文字中我也看出，我们同样在生活的圆上，水路旱路地颠沛、探索。最后我们都找到了一个我们从来也没有相信过的真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自己养活，把孩子养大。也许由于这个真理过于通俗，因此我在超英的作品里看不到矫饰、做作、虚张声势和一丝一毫的洋洋得意，我只看到了他对生活的无伪的表现和机智的自嘲，机智得让深重的痛苦和无亲也让人笑得真实，笑得天真。我和超英都可以说是一种“边缘人”，“留学”这个辉煌的诱惑使原本就不知该“附到哪张皮上”的中国知识人，特别是在国外谋了职的中国知识人更无所归属。这种“边缘人”的感觉，可以说在超英的《曰方代表》中一段有关狗的描写中表现得特别充分，文中写道：距我们宿舍不远，有一家日本人，家里养着一条狗。这狗威风凛凛，其个头竟有小老虎般大小（恕本人孤陋寡闻，在国内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狗）。第一次路过他家门前时，它一阵狂吠，竟吓了我一大跳。后每过其门均闻该畜牲狂吠不止。那犬声的音频很高，显得特别刺耳。然而我发现当日本人路过时，它老老实实地一声不响。无独有偶，我当日方代表的中国合资公司的食堂也养着一条狗，它浑身黑毛油光铮亮，体格健硕无比。当地员工走近时，它一声不响，有时还吐舌摆尾做亲热状，偏我走近时它狂叫不止。真是邪门，你说日本狗不认咱倒也罢了，怎么中国狗也不认咱了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博士认为人的欲求可分为五个阶段：1、生理的欲求；2、安全的欲求；3、所属和爱的欲求；4、被承认的欲求；5、自我实现的欲求。作为一个“边缘人”，在前两种欲求满足后，所面临的往往是一种不完全属于任何方面的尴尬，因此许多留学的人在前两种欲求满足后，就开始寻找“所属”，他们有的暂时找到了，有的却永远找不到。自己母国的文化教养越深厚，寻找起来就越艰难，他们站在两种文化最浓重的阴影重叠之处，灵魂像一只遍体鳞伤的断线风筝。超英的《天阶》，就是用一种非常平和的语调，甚至揉进了推理小说的结构，描写了一个寻找“所属”的中国女研究生的悲剧。日本大学院里的研究生，是最具“边缘人”特色的一种存在。日本的研究生不同于中国的研究生，中国的研究生相当于日本的院生，而日本的研究生是一种过渡形式。研究生可以和院生一起上课，但不是正规的学生，拿不到学位，也很少有面向研究生的奖学金，甚至坐车也不能买学生票。研究生如果考不上大学院，那就会灰溜溜如过街老鼠，即使来到教室里上课，老师、院生也只拿眼角看你。日本大学院里设置研究生制度，与其说是让你“研究研究”，然后考院生，不如说是让你等着被老师研究研究。在日本，能否进入大学院，可以说学习成绩并不是决定因索。日本人讲究“互相熟悉”，你和指导教官如果合得来，成绩差点儿也不要紧，“不行也行”；如果你“骄傲自满”或是和指导教官合不来，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行也不行”，痛快滚蛋走人！《天阶》中的女研究生，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地位，但她还不是一个悟出了日本人“互相熟悉”之奥秘的人，只是想通过苦学，摆脱尴尬境地的“初出茅庐”者。《天阶》讲的是日本W大学一位中国女研究生坠楼惨死的故事。大家都认为她是自杀或他杀，但故事中的“我”通过推理，证明她并非自杀也非他杀：W大学是一所不错的学校，考上院生的同学基本上都可以到自己所属的研究室去做研究工作。但研究生就不行了，一般分不到房间，随之带来一个问题。原来W大学的教学楼大门配有电子钥匙（电子门卡），说是为了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这电子门卡只发给有专属研究室的同学，这样没有卡的研究生晚上去研究室就有些不便（晚8点后锁门）。A小姐做下午到晚上10点的一份料理店的工，只有深夜才能到学校自修，可这时候门已经上锁了。当然可以向拥有门卡的人借，不过这毕竞太麻烦，而且A小姐不愿意让人知道她如此用功，以防考不上时人家笑话。她考察了一下，几个门都上了锁。她不死心，终于发现厕所的铝拉窗没有从里面关死。于是她大着胆子从窗口进入教学楼。好在窗户不高又是深夜，于是1层的女厕所竟成了她的秘密通道，她肯定曾为想出这个办法心中好不得意。一个同学曾对故事中的“我”说，A小姐记性好，观察细致，她有一次还考问这个同学教学楼的每层楼梯有多少阶，这个同学没有答上来。“我”又从这里屋开推理。其实A并不完全是记性好，我想她有时在深夜出入楼时还不好意思，所以不开楼梯的灯，而是数着阶数从4层下来，或从1层走上4层，所以记得很熟。不幸的是那个悲剧的晚上，她的大脑在生活和考试的双重压力下，有些失常。她从4层的研究室出来后，本应该摸黑数着台阶下楼，可是阴差阳错地她上了楼，于是她数着台阶数上了8层，向左一拐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厕所，拉开窗子向下一跳，一秒钟应该落地，可她这次却升入了生命的天堂。我觉得超英在这里表现的正是那种“边缘人”的感觉和悲哀。大凡来日本想上大学院的人，一般都是年龄偏大，毅然东渡，大都抛弃了在国内某种较为成功的职位和事业，若在日本读不下学位，一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二是回国原来的位置已不存在。《天阶》中的女留学生虽然进了W大学做了研究生，但她首先体验到的是不得不像贼一样夜半入室的“边缘人”的尴尬，她力图找到真正的归属感，然而“天阶”没有通向理想，却通向了死亡。超英的作品类型当然也是林林总总，题材广泛，如有对日本文化的分析，中日文化的比较等等。但我体验得最深的就是这种边缘人的感觉，也许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惺惺惜惺惺吧。我曾在我的一篇散文《同是天涯沦落猫》中，表现过和超英同样的感觉：我是一滴不甘投入潮流的水珠，被天空压向大地，又被大地蒸发上天空；我沿着时间的边缘行走，被过去反弹到现在，又被现在反弹到过去；我沿着空间的边缘行走，被故国反弹到异乡，又被异乡反弹到故国。我和超英都是接近中年来日本留学，对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可谓有所体验，略知一二，然后又来到日本“洋插队”，也可以说是“一样苦，两样愁”，回首这一行行歪歪斜斜的留学脚印，似乎比少年时更幼稚，比青年时更无奈。一次，我偶回故乡，去朋友开的一家“卡拉OK”玩，朋友向台上的歌手介绍：这是从日本回来的张先生。那位年轻的歌手立刻走到台前，对着麦克风说：“欢迎张先生衣锦还乡，现在请张先生唱一首歌。”这一声“衣锦还乡”，险些说得我泪下如雨。而这个中滋味，我又怎能说得尽，唱得出？这使我又想起被我们吟烦了的那首辛弃疾的老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遍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而对于我们这些漂泊的“边缘人”来说，却是：而今双倍尝遍愁滋味，却道不出天凉好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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