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至1986年，我在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梁钊韬教授的亲自指导下，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我接受了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文献学、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全面训练。在此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及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并于1989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中国的藏学研究正处于逐渐恢复阶段，所以，这本书虽出版仅800册，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资料连同注释被许多人引用、抄袭，于是有不少学友及同行建议我再版。我本人自调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后，身兼行政和科研双重任务，一直抽不出时间重新阅读和修改这本书。直到2000年，我才下决心见缝插针，一字一句地重新审阅和修改，并补充了一些新内容。今天，当我在蓝天白云下的圣城拉萨，重新阅读书稿时，我再次回想起导师梁钊韬对我本人及博士论文的评价，现抄录于此，以表对他的思念和纪念：格勒同志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又是新中国第一代藏族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于1986年7月4日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经答辩通过。1983年，格勒同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堑教授等推荐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我是他的指导教师。入学3年来，他经受了人类学的全面训练，所修课程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文献学、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由于他勤奋好学，拼搏精神充沛，所以各科成绩均优良，并发表了一系列有独立见解的课程论文。在此基础上，他遵循人类学家必须采取的参与观察的田野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人熟、地熟、语言熟、情况比较熟悉”的有利条件配合下，在川西北藏、羌、彝等民族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综合性学术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做了前人所难以做到的工作。由于他懂得藏、汉两种语言和文字，又有较深厚的汉文历史学修养，所以在收集和运用各种资料上获得了出色的成绩。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格勒同志的人类学理论基础比较扎实，文化人类学专业知识比较全面。其中尤其对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的区域结构及多重性发展原理，不但领会深刻，而且作了具体、深入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阐述。全文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努力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民族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证了藏族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与国内外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关系，颇多创见，是当今唯一以青藏高原文化为依据的人类学著作。我作为格勒同志的导师，反复读过这篇论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思想，以充分的科学材料，批驳了国外某些学者的“藏族外来说”等学术错误和政治谬论，说明了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藏族很早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员，同时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藏族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藏族强烈的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形成等问题，这对于今天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大业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一个出生在青藏高原上的少数民族青年学者，利用几种民族的文字材料，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综合探索本民族的来龙去脉，论证上千年前的古代民族历史文化关系，写出如此的论著，即使有些不足之处，也是难能可贵的。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