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撰成于1938年春夏之交，卢沟桥的枪炮声犹在，日寇铁蹄正蹂躏北国山河。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为解决流离失所青年之生计，决定编撰“艺文丛书”，其中有《中国近代史》一书，拟约当时赋闲在家，等待就任行政院政务延长职的蒋氏撰写。蒋欣然应允，下笔如有神，公用两月之短期即完成此本《中国近代史》。自视为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所作的“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本书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最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蒋氏本人被视为“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又被视为“典型的自由派”的代表作，“放言论证，毫无顾忌”。又被视为“族国主义”的代表作，是“族国主义”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阅读本书之理由：他被视为是有“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真精神”，他被形容为“瓷器店中的猛牛”，“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他被视为一个“政治家”而非“政客”，“他有坚强的自信心，不敷衍，不苟且，不逢迎，不妥协，因此他在处事上开罪了不少人，使人一时不能了解他，原谅他”……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本书以恭亲王奕诉及普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方案……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只是在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的学术传统”所取代。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这本书被称为“史办有名的小书”，“学术含量很高”，“在史学界早有盛名”，“众多近代史中力作之一”、“传世之作”，“诺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字字珠玑，让人叹绝”，“迄今仍是近代史上的一本经典”，“史学名著”“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比后来大多数同类著作都要高明”、“开了风气之先”，“眼界开阔，独辟蹊径”，“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对近代史学有开创性贡献”，“小书大历史”，“凝聚了他十年研究的心得”，“一部有分量的史学著作”……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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