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孕育了20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对于19世纪苦难的反思，成为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动因，有识之士几都不谋而合，把修撰“中国通史”作为对既有社会体制，思想文化的病理解剖之道。“进化论”与“唯物史观”成为全部“新史学”的两根杠杆。晚清学制改革，课程革新的需要，更把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推向高潮……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成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本书系张元济初建编译所时特聘夏氏所撰，初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出版于1904年6月，至1906年三册出齐，出版者为商务印书馆，1933年商务辑印大学教科书，本书被升格为《大学从书》之一，易名《中国古代史》，20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重印，90年代再度重印……黄遵宪赞夏氏云：“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邻善谈天。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梁启超评夏氏云“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又评“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得到意见一致。”夏氏晚年贫病交加，郁郁寡欢。“平生不喜谀附，做官无所干求，升沉听之”中国历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比较史学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文化之秉承者或唾弃者，中国现代命运之研究家或同情者，大中学生……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谓：“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名著”。述至隋代，作者就去世了。所以再版只得将“中国历史”更名为“中国古代史”。本书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成名的新式中国通史”。全书以西方“进化论”之观点，全面梳理中国历史之发展脉络、阶段特征。“中国历史”不再只是单纯的王朝史与帝王史，一变而为社会逐步演进的“整体历史”……全书文字流畅，叙述简明，情理并重，学者评为“在当时是最好的，超过了刘师培、柳诒微、京师大学堂诸教师等人的本子”……本书被赞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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