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来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失败入狱，永元四年（公元92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对于《汉书》的功劳是不能泯灭的。她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才华的女史学家，也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把“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补入了“言兵事书”、“募民徙塞下疏”；《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在《史记》之外，提供了新的史料。可见，要了解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历史，《汉书》是不可废弃的。至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就现存的史籍来说，以《汉书》记载最为系统和完备。《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东汉人已经有很多地方读不通。著名学者马融，年青时就到班昭那里学习《汉书》。孙权为了让孙登读《汉书》，熟悉当时的近代史，让张休到懂《汉书》的张昭那里学习，然后再教孙登。这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作注。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纠谬补缺，完成了《汉书》的新注。清朝人王先谦著有《汉书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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