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的讨论，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考察了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当现代历史研究十九世纪首先在德国大学中被职业化的时候，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与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受到了对德国民族性认同的深刻影响，这种“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彻底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权威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本书前言中文版前言拙著《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将会有中文版问世，我甚感荣幸。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我与中国学者有很多往来，并在此期间以浓厚的兴趣了解了中国历史思想的进程。通过与中国同行们的持续稳定的交流，我部分地弥补了自己不能阅读中文的欠缺。我很高兴，这部代表了我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著作，在中国引起了人们足够的兴趣。有必要花点文字来介绍一下差不多四十年前就已出版的这本书。毕竟，自此书1968年印行以来，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它描述了此书出版时在德国依然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一种历史思想的传统。它还反映了我身为一个犹太孩童时的经历：我体验了纳粹政权的歧视，并在1938年秋天逃离德国，侥幸躲过了大屠杀。在成长为一名历史学家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德国这一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的民族传统对于反民主思想难辞其咎。这并不是说它就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而是说，它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彻底抛弃民主制和确立权威主义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既见证了这个政权的种族主义，我个人就有理由去了解很大一部分的德国历史思想所体现的这种非自由主义（illiberalism）。现代历史研究首先是在德国被职业化的。19世纪德国大学中所实行的学术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成为了一门专业性学科的任何地方，在全世界也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它成为了对过去进行科学而客观的研究的一个范例。当我着手研究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德国思想气候的历史研究的传统时，我开始认识到，在何种程度上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德国历史学家们所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高度地意识形态化了的。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强调（这是对历史研究最根本的贡献），与一种远非客观的、而是试图将一种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历史哲学结合在了一起。历史学作为一种声称在其方法和观点上都“科学”的专业学科的出现，必须结合其政治语境来加以了解。19世纪时德国（其他国家也一样）对于历史的浓厚兴趣，是与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德国，此种民族主义却出之以一种特殊的德国形式。它是民族统一进程中的一个推动力量。本书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这个历史运动（指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变化——译者）在其早期阶段所宣扬的是自由主义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而是民主的和世界主义的层面，而在19世纪的进程中，它却越来越被赋予了权威主义和侵略性的沙文主义形式。在民主选举出来的法兰克福议会未能于1848年统一德国之后，德国中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就转而指望普鲁士王朝以武力手段，用俾斯麦的话来说就是以“铁和血”来完成统一的使命。在各色各样的西欧和北欧国家以及美国，经济上的现代化伴随着的是议会民主制的发展，而在德国，尽管工业化取得了长足进展，民主化却被延宕下来，因为教养良好而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的主体部分转向了霍亨索伦王朝，后者给他们提供了他们在经济领域内所企盼的很多东西。霍亨索伦王朝还呼应了中产阶级对于成为世界强国的渴望，同时颁布了一部宪法，保留了土地贵族、军人和君主的诸多特权，还试图将方兴未艾的产业工人阶级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本书更加关注的是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而不是德国在政治层面上未能完成民主化。这种观念被称之为“历史主义”（Historismus）。其要旨在于拒斥启蒙运动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德国民族的认同是以截然有别于西方民主制的历史观来加以界定的。此种对于德国民族性的认同，不仅鼓动家们在大加利用，而且很大一部分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也如法炮制，来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在德国的Kultur[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的Zivilisation[文明]之间展开的文化战争——那是德国精英们借以确立他们对于德国民众的统治权的一套意识形态——中，德国“1914年观念”与法国“1789年观念”迥然有异。作为西方民主观念之基础的启蒙运动被认为肤浅不堪，它假定了一种抽象的人性和一种以普遍人权为预设的非历史的伦理。历史主义或者德国的历史观所坚持的是一种它所认为的历史实在论，也即认定人没有本性，而只有历史。历史学家要致力于严格的公正无偏，用兰克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做出判断，而只要表明实际发生的事情。尽管要求历史学家不偏不倚、不要歪曲他的（我们这里可以说“他的”，因为妇女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史学行当之外）发现有其合理性，这却不仅是德国传统所独有的，而是任何地方诚实不欺的历史学家们所共同认可的老生常谈。可是，此种对于在这一传统中为历史学家们所实践的道德中立的吁求，却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矛盾。它认定现存的权威体制代表着道德力量。构成渗透社会方方面面的伦理秩序的核心制度，乃奠基于权力之上的国家。权力因而就反映了道德，而国家就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在扩展其权力以凌驾于其他各种号称来自于上帝的权力之上时，它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尽管兰克宣扬说，一切时代都平等地直接通向上帝，然而，在实践中，这一传统中的德国历史学家（包括兰克）却区分了更多历史性和更少历史性的时代，否认非西方国家具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历史——从而就将西方殖民扩张的开化使命合法化了——而且还断言（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国文化作为高于其他各种西方文化的历史巅峰而在历史上具有优越性。此种观念并没有像有人可能会预期的那样，导致将历史的视角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广阔领域，而是狭隘地关注政治、外交和军事实践，并且不仅导致对于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漠视，而且导致学术体制拒斥打破这些藩篱的尝试，并将这些努力视作是要颠覆德国的价值观，还常常将社会史就径直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虽然实际上也有人在研究，却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将国家置于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此种观点依然得以延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于魏玛共和的拒斥。即便是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这样的纳粹反对者，也在他讨论“历史主义的形成”的著作（1936）中，依旧将对启蒙运动有关自然权利的信仰的拒斥，视作德国历史思想自宗教改革以来对世界做出的最重大贡献。在纳粹时期，许多更加年轻的历史学家（他们在1945年之后成为德国历史学界的翘楚），如维纳·孔茨和西奥多·谢德尔，将民族认同的观念从以国家为取向转变为以种族为取向，为在东方对非日耳曼人（包括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进行了论证。1945年之后，他们当然抛弃了对种族概念的使用，并且（尤其是在面临冷战时）不得不修正了他们对西方的抵制，而与此同时又保留了他们很多的传统观点。本书结束于随着1960年代新一代的到来而发生最初转向之时。我惊喜地得知，一家德国平装书出版商很快发行了一个德文译本，这个德文本很快就出了三版，数量大得多的公众得以看到此书。尽管美国的第二版直至2000年之后还一直在印行，但人们基本上是将它视作一部学术著作，而在德国它却显然发生了某种政治影响。此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出现在德国话语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是对从18世纪晚期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导性德国历史思想传统的惟一批评性研究。在1997年德国的一个新版本中，我试图跟踪直到1990年代中期的德国史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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