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革命

　　简介距上一本著作出版十余年之后，未来学巨擘托夫勒献上了他对人类所处困境的最新洞察。与他此前早已闻名于世的《第三次浪潮》一样，托夫勒从当下最惹人注目的财富角度，警醒我们变化加诸人类的无尽冲击。何谓财富，托夫勒暗示我们这绝不是像金钱、资本一样简单，只有及时更新我们脑内的财富观念，明白今天创造财富的机制已不堪重负、摇摇欲坠，我们才不致棋输一着，先机尽失。托近年来纷繁复杂的各类危机和变化让大众无所适从：9.11事件、非典、对克林顿的弹劾、多利羊的克隆成功、人类染色体组的破解、伊拉克战争、印度洋海啸……各色人等都声称掌握着真理，可是这些真理却付诸阙如。而透过这些事件，托夫勒却发现了更深层次的并与财富相关的三个基本原理，或许能让我们一窥堂奥：一是时间原理，也就是财富产生机制与财富本身的“失同步化”现象；二是空间原理，也就是财富的流动性，高科技的发展，使得空间概念越来越可有可无；三是知识原理，也就是非对抗性的知识的运用如何影响着我们获取和分配财富。三个基本原理互相影响，改变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掌握了这些原理，我们也就掌握了获取革命性财富的锁钥！ 作者简介阿尔文·托夫勒，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1928年10月8日出生于纽约，纽约大学毕业，1970年出版《未来的冲击》，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1990年出版《权力的转移》等未来三部曲，享誉全球，成为未来学巨擘，对当今社会思潮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托夫勒的妻子海蒂也是知名的未来学者，两人多次合作著述，2006年5月，两人的最新作品《财富的革命》全球同步出版。编辑推荐20余年前，托夫勒的一部《第三次浪潮》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激起国人思想的极度震撼，其影响至今仍连绵不绝。其对人类文明三个浪潮时期的划分，清晰地道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向，而他在书中的不少预言竟也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成为了现实，不容人不感叹其思想体系的神奇。《财富的革命》2003年计划出版时，就已经售出了英国、日本、韩国等多国版权，时至今日各国读者才得以一窥奇貌，可谓吊足了人们的胃口。那么，托夫勒预言的的未来世界将是怎样的呢？。托夫勒在本书中结合人类最近十余年林林总总的社会现实对未来走向进行了大胆预测：全球的财富版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财富将以迅猛的势头在全球范围内迁移，亚洲将不可避免地在这次历史大循环中取得经济霸主的地位。信息密集型技术的出现，产品变的越来越小，越来越轻，而且由于高增值无形服务的出现，地理接近的优势日趋衰微，因为交通运输的成本与距离已经扯不上多少关系（包括金融、软件、卫星电视、航班预订、音乐等等）。那些依靠地理位置寻求发展的国家必须改变发展战略，力争把本国建设成为高增值的地区，以吸引那些最聪明、最富创造力的劳动力来生产知识密集型、高增值的产品，并将全世界的企业都吸引过来。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处于高动荡性状态，不少国家都面临本国货币疯狂贬值、又没有外汇储备的情况，曾经被认为在复杂市场上没有实际意义的易货贸易可能会有新的用武之地，比如2002年在阿根廷，由于经济崩溃、汽车销量锐减，丰田公司和福特公司同意接受谷物作为汽车的支付款。当乌克兰因天然气而债台高筑时，俄罗斯接受了八架图-160 Blackjack轰炸机作为一部分偿还款项。由于知识的普及，成为专业人士的门槛越来越低，各领域权威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患者向医生提出质疑，甚至能与医生对抗。博客们向职业记者的权威提出挑战。业余选手向职业选手挑战。这可不只是电视真人秀的表演。名流和职业政客同台竞选，而且获胜的几率越来越高。数百万电影业余爱好者现在可以用电脑来自导、自拍、自演自己的电影。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将会出现能在动脉血管里行走的机器人、自动调节大小、质地、舒适度和时尚的衣服，甚至还会出现智能土壤，能实时地反馈土壤的温度、湿度以及其他指标，帮助我们随时控制农作物的长势；美国的研究人员正在试图通过将防治肝炎的疫苗植入香蕉中的方法将每剂注射的成本下降到10美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会看到西红柿和土豆中也有防止乙肝的疫苗。未来人们还可以编排自己喜欢的娱乐节目，《美国偶像》、《绝望的主妇》、《CSI》这样的热门节目将按照观众的喜好播出。在以后的某个时刻，观众有可能只下载自己喜爱的演员登台表演的那8分钟，观众还有可能改写剧中情节，推出新的人物，并且随意地加长或者缩短故事。由于家长们对学校教育方式的不满，并借助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作为后盾，未来越来越多的孩子将有可能在家里接受教育。书中还辟专门章节对中国进行预言：中国虽然仍处于三种浪潮并存的时期，但通过务实地采用双轨战略（发挥劳动力低廉优势的同时努力发展知识产业），一定能成为世界级强国，而且在发展进程中，中国如何应对财富浪潮间的冲撞也会给全世界施加深远影响。托夫勒经典著作：第三次浪潮书摘1．托夫勒说：公司里将不再有雇员。在工作时和工作之余，情形变得越来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确定，也越来越复杂，因为工作任务和职务都在不断地重新定义。我们看到了压力和人们不胜负荷的样子，因为医生和护士、律师和律师帮办、警察和社区的协勤人员的角色都受到了挑战，他们所受挑战的程度是工业革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革命也打破了疆界。工业社会在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之间确立了一个明确的界限。今天，对于那些在家里工作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这部分人的数量还在增长）来说，这个界限变得模糊了。就连“谁在为谁工作”这个概念也变得含糊不清了。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指出，现在劳动力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包括在甲公司里工作的独立承包商、自由代理人等职位，实际上却是乙公司的真正雇员。赖克说，“再过几年，给公司下的最好的定义也许就是，谁能获得什么数据、谁能在什么时间内获得某种收入的某部分。严格地说，公司里根本不会有什么‘雇员’了。”2．托夫勒说：中文将成为互联网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中文将很快成为互联网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韩国的男生和女生们在数以千计的网吧里谈朋友，同时还与丹麦和加拿大的对手玩多对手的网上游戏。哥斯达黎加、冰岛和埃及在出口软件，越南也希望在2010年该国的软件销售额将能达到5亿美元。巴西的互联网客户达到了1 400万。该国的城市累西腓吸引了众多的国外信息产业的大公司，包括微软公司、摩托罗拉公司以及数百家本土公司。根据联合国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的调查，“在过去的5年中非洲手机的使用量骤然暴涨”。尽管数字装置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但是，“在市区里，电信中心、网吧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互联网设施正在迅速地增长。”3．托夫勒说：人类可以在大米里行走。还有一种用于实验室直观化的神奇装置。根据原理，研究者可以（而且很快将能做到）在一粒大米里面“行走”，在里面直接观察大米粒的内部结构在生长时如何产生变化，然后继续观察大米粒如何被储存、加工、运输和做成熟饭。可以说，研究者们甚至能够在人们的肠胃里面行走以观察大米粒被消化的过程。 4．托夫勒说：未来会出现“收成后园艺师”这样的古怪职业。职业工作只是所有工作的一种方式。正如最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体系所展示的那样，我们正在步入这样的一个未来：我们将看到，在这个未来中，更多的人“工作”，但是拥有“职业工作”的人却更少了。它将极大地改变劳资关系、众议院的各个部门、立法和整个劳动市场。这对于工会来说是个坏消息。工作的深层原理正在发生着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工作本身一样，劳动的分工也可以追溯到狩猎和采集食物的时代。那时候的劳动分工主要是基于性别。但是此时，我们也在面临这样一个转折。有没有听说过“冶金和故障分析诉讼顾问”或者“收成后园艺师”的工作？我们大多数的人大概都没有听过。（后者是一位超级专家，由他来确定超市里装蔬菜的塑料袋上应该需要多少个微型孔来通气。）1776年，亚当·史密称劳动的分工是“劳动生产力中最大的改进”的源泉。自从那之后情形一直是这样。但是工作任务越是精细和专业化，将其一体化就变得愈加困难和昂贵，尤其是在一个有创新压力的竞争经济中更是这样。5．托夫勒说：7分钟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孩子们逐渐趋于多重任务型——同时做好几件事情。信息查询集团的伊恩·朱克斯（Ian Jukes）和阿妮塔·多萨伊（Anita Dosaj）写道，美国的年轻人“想当然地认为该有电脑、遥控器、互联网、电子邮件、纸张、手机、MP3、CDS、EVD、电子游戏、掌上游戏机和数码相机。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和距离的概念没有多少含义。”他们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处理着越来越多的信息。任何他们认为缓慢的东西都让他们感到无聊。21世纪的婚介服务甚至还包括“快速异性约会”项目。有一家专为犹太社区服务的这类公司为男女间设立了7分钟面对面的约会项目。之后，每个人都填写一份表格，表明他或者她是否愿意继续（大概会以较慢的速度）与那位7分钟结识的伴侣相处下去。但是在因特网上，7分钟有可能显得如同一个世纪之长，因为如果在网上下载一页的时间超过8秒钟，用户们一般都会关闭一个网站。美国电视网络上的图像每3.5秒钟就要改变，在音乐电视上速度更快。NextCard可以在35秒钟之内弄清你的信用历史并批准你获得一张信用卡，这个时间已经显得够长了。当华尔街人士在电视上高谈阔论股票时，观众们几乎可以实时看到股票的价格随着被谈论的内容上下浮动。所有这些速度压力解释了今天这样一种现象：有一大批“时间管理”咨询家和一书架一书架的书籍都在向我们忠告如何制定我们每天的时间表、如何把时间和我们个人重要的事情合理地安排。但是，所有这些忠告都很少触及这种快速生活下面那些不太显眼的原因。有好几股力量汇在一起简直要将这个加速指针从表盘上飞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向自由经济学和超高速竞争发展下去。再加上摩尔定律的应验——微处理器的处理速度每过18个月就翻一番，你的金融交易几乎可以立即办成。（如果你是位货币交易人，你可以在交易完成200毫秒之内了解到关于交易的情况。）6．托夫勒说：娱乐节目将由观众自己安排。媒体的时间也越来越灵活。一集《美国偶像》、《绝望的主妇》、《CSI》、《西配楼》或者BBC、法国的Canal Plus、日本广播协会的新闻节目播出的时间都是可预测的。美国所谓的“真人秀”节目刨除商业广告的时间外可以进行半个小时或者整整一个小时。而商业广告都是以整60秒、30秒、15秒或者10秒的时间段出现。相反，未来电视和网上的节目可能再也不会以这种可预测的时间段出现了。这种过渡的最早表现迹象之一是：艾美奖得主电视和新媒体制片人阿尔·伯顿（Al Burton）受邀为电视台拍摄45部短小精悍的娱乐短片。伯顿说，“与寻常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们限定节目的标准长度。这些节目可以从90秒到5分钟长短不等。”未来的娱乐制式可能包括串在一起的长短不一的零碎节目。NBC已经试验性地搞了“超长规模的”半小时版系列剧《老友记》（每一集实际上40分钟），缩减了20分钟长的《星期六夜晚直播》节目，而且还在考虑拍摄一些一分钟长短的“电影”穿插在商业广告中。还有那些只播放球赛精彩时刻的集锦节目，比赛中所有的中间环节都被删去了。在以后的某个时刻，观众有可能只下载某个演员登台表演的那8分钟。到时候观众还有可能改写剧中情节，推出新的人物，并且随意地加长或者缩短故事。用MTV网络研究和计划部副总监贝齐·弗兰克（Betsy Frank）的话说：“现在的观众要的就是自己来安排时间。”新的技术设备已经赋予了观众这项能力，可以剪接和粘贴部分节目以适应自己的喜好。7．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霸主2003年成为了亚洲的分水岭。中国大陆连同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全部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相当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欧洲最大的五个经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全部。而这甚至还没有将日本包括进去，印度也没有。假如加上日本和印度，这亚洲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要比欧盟全部25个成员国GDP的总和或者美国GDP的总和还多出3万亿美元。因此，我们所一直在看的事实就是，财富和财富创造正在以迅猛的势头在世界地图上迁移。这个势头的意义不亚于当年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从中国迁移到了欧洲、之后又迁移到了美国的势头的意义。这整整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大循环，将经济霸主地位又归还给了几个世纪之前其离开的亚洲。8.托夫勒说：外包并不是“奔向深渊的竞赛”外包的做法令那些对重新全球化的趋势持批评态度的人愤怒不已。他们认为这造成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残忍的“奔向深渊的竞赛”。他们通常的观点是，公司的去向应该是劳动成本最低的地方，并且时刻准备着在最短的时间内收拾残局再换个地方。假如实际情况真是这样，那么预测财富将向什么地方迁移就容易了。这对非洲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非洲可以以地球上最低的工资标准提供大量的劳动力。（每当亚洲的工人们加入了工会并要求提高工资时，非洲人就应该拍手叫好。）假如劳动成本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为什么现在中国的那些工厂没有迁移到非洲呢？事实是，即使是对科技含量低的工作而言，劳动成本也很少会成为（如果历史上有过的话）一个公司决定是否迁移的惟一因素。不管非洲的工资水平多么低，但是其无休止的暴乱和战争、极差的基础设施、政府高层的腐败、肆虐的艾滋病和办事不讲求效率的政权，这些都会让投资者望而却步。此外，“奔向深渊的竞赛”理论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工人基本上是可以进行替代的。这一点在重复性的装配生产线工作上可能是事实，但是，在知识经济中，技术含量的阶梯越高，这种可互换的假定就越来越不现实了。由于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所有知识组成部分（营销、金融、研究、管理、通信、信息技术、销售商和经销商的关系、遵从管理、法律事务以及其他无形的内容）都变得愈加复杂和重要，所以和工作本身一样，工人的可互换性就差一些了，所要求的技术指标也更具临时性了。正因为如此，如果仅从现有的或者预计的工资水平来推断明天的经济，以此来预测哪些城市、地区甚至国家将成为第二个广东，这种努力注定要失败。任何这种简单化的分析甚至会变得更加令人质疑，因为，随着经济从大烟囱和装配生产线向知识生产的过渡，我们已经在彻底地改变一个地点、城市、地区或者国家赖以成为“高增值地点”的标准。我们即将看到的事实与其说是奔向深渊的竞赛，不如说是奔向顶峰的竞争。9.托夫勒说：地理位置将不再是国家的竞争优势。拿地理接近来做例子。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因为墨西哥离美国的市场这么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墨西哥可以击败中国的竞争者。他们认为，距离仍然起着其在知识经济到来之前所起的同样作用。但是，由于信息密集型技术的出现，产品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依靠地理接近的含义就是，如果指的是交通运输的费用而言，墨西哥的优势应该是在运输那些较老式、较大型、较大宗、较重的产品，而这些产品现在则正在被替换。而对于高增值的无形服务来说，地理接近的意义就更小了，因为交通运输的成本与距离（金融、软件、卫星电视、航班预订、音乐等等）没有多少关系或者说根本没有关系。如果继续依赖地理接近的优势将使墨西哥进一步落后，而且没指望追赶上来。今天，各国在“奔向顶峰的竞赛”中少了一些关于石灰石和煤炭的吹嘘，而多了些关于著名大学、低廉的通讯成本、先进技术、飞机航班次数众多、低犯罪率、适宜的气候和“高生活质量”的宣传。随着工人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也被改变了。结果出现了一种（不仅在美国）创造所谓的“高增值地区”的竞赛，因为这种高增值地区能够吸引那些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劳动力来生产知识密集型、高增值的产品，从而将全世界的企业都吸引过来。10.托夫勒说：南美洲的部分国家比美国还资本主义。此外，技术的进步使得为国际大市场服务变得更加廉价和容易。为此，美国的精英们深信，全球经济的重新一体化不仅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普遍增长，而且还对自己大有好处，就着手创建起一些跨国市场。而通过这些跨国市场，商品、资本、信息和技术可以再次以最低限度的摩擦流通起来。当时的这场重新全球化的运动带上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近在1990年，世界的大片地区仍然还不能进行无障碍的货物、货币、人员和信息的流通。只有10亿左右的人生活在一种或者另一种形式的开放式经济中。但是到2000年，根据某些估算，这个数字一跃而成为了40亿。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开始致力于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并对外国的工厂、商品和货币开放。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邀请外国来投资。东欧和高加索及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紧随其后。在美国的敦促下和智利及阿根廷的榜样作用下，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废除了原来的规则，进行了私有化，引进了华尔街的资本，一时间变得“比你还资本主义”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货币也越来越从它们的发行地被释放出来。我们不仅扩展了全球性大公司的空间延伸度，而且扩展了小公司，甚至那些遥远地区的靠网络联系、运作资金极少的村办企业的空间延伸度，从而激励着人们梦想实现一个完全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在这个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5.1亿平方公里的地球表面没有什么地方你延伸不到。那些重拾全球化大旗的人们此时连交好运。11. 我们堕落行为的全球化速度比美德还要快托夫勒说：毒品交易和色情业受益于全球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国际开发局前副局长哈丽雅特·巴比特（Harriet Babbitt）的话语里还深藏着另一个原因。该前副局长曾说过，“我们堕落行为的全球化速度要比美德行为的全球化速度还要快。”比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非法毒品是一门4 000亿美元的生意，竟然占去了世界经济的8%。使用最新技术的珍珠母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经济，并在许多国家里实际上超过了地上的或者说正式的经济，而且已经延伸到了世界各地。从阿富汗和哥伦比亚到里约热内卢的教室和贫民窟一直到芝加哥的人行道上，毒品走私者们在经营着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即使哪一个国家愿意对其加以控制，它也没有能力做到这点。色情业同样也是全球性的。在阿尔巴尼亚的一所难民营里，被从罗马尼亚绑架过来的年轻女性在等待被运往意大利去做性奴隶。在布加勒斯特，所谓的“代理处”将“舞蹈演员”贩卖到希腊、土耳其、以色列甚至是日本的商业色情贸易伙伴手里。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每年大约有100万贫穷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数为女孩子，被卷进色情业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或者终止这个行业。《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摩西·奈姆（Moses Naim）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里解释道：“毒品、军火、知识财产、人和金钱并非国际犯罪团伙为牟取暴利而非法进行的惟一商品交易。他们还贩卖人体器官、濒危物种、被盗的艺术品和有毒的废弃物。”正因为这些活动是非法的而且需要逃避侦查，所以这些活动经常改变其运送“产品”的路线。在受贿官员的帮助下，带着假护照文件的走私分子轻而易举地进出海关。但是正在追逐这些走私分子的警察却被拦在边境处。正如奈姆解释的那样，各国政府都会怒气冲冲地保护自己的“主权”空间不受别国侵犯。但是就是这种空间的主权却“每天都被那些为了牟取暴利而犯法和跨越国界的无国家而言的网络所破坏，而不是被有国家形式的国家所破坏。”比如，委内瑞拉就不允许美国的飞机进入其领空来追捕来自哥伦比亚的走私分子，可是这些走私分子却规律性地侵犯这个所谓的主权领空而不受任何惩罚。奈姆得出结论，我们想要控制地下经济的这些非法和反社会活动的努力将会失败，因为政府的战略是根植于“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假定和陈旧的机构”之中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这些活动。要想做到这一点得需要全球的努力，或者至少需要多边的努力。还有从中国北部沙漠上刮过来的经常漫及到韩国汉城的普天而降的“黄色尘土”。还有那释放着浓浓的呛人烟雾、让成千上万的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喘息咳嗽的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大火。还有那在罗马尼亚溢出却污染了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河流的氰化物。全球变暖、空气污染、臭氧层耗尽、沙漠化以及水资源短缺，所有这些问题就像毒品和色情犯罪一样，都需要地区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努力来解决。这可不是谁想不想的问题。12.托夫勒说：全球定位系统使我们再无隐私可言自从纽约的世贸中心遭到打击以来，反恐专家们越来越密切地关注起每年在海上来往运输的两亿个集装箱来。任何一个集装箱里都可能藏有生物武器、恐怖分子、非法毒品或者军火，以及其他种类的危险禁运品。今天，只有2%的集装箱在美国受到检查。此外，还有从陆上和空中运来的集装箱。全球定位系统卫星从原理上讲可以跟踪这些来往运行的集装箱的坐标值。将来，不仅是集装箱，而且是集装箱里的每一件货物都将受到严密的监控，从工厂到批发商、零售商、到货架、最后到达客户的家里整个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受到严密的监测。沃尔马、Target、西尔斯和凯马特等零售商已经在研究和试验一些原型跟踪系统。此外，这样的一天也毫无疑问要到来：装载（比如说）食品的包装箱里将植入微芯片，这样，食品在运输期间的变化状况就会被随时地报告给托运商。还有一些“智能型的”包装箱实际上可以在途中加工处理箱子里的产品。将这些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或者类似的卫星系统结合在一起，会给运输和食品工业带来很大的变化、保证包装的食品和其他的产品更为新鲜、质量更高、改变这些领域和其他许多领域里生产和销售的经济意义，还能提高安全度。当然，和所有的技术一样，全球定位系统的发展潜力也是利弊同时存在。全球定位系统使我们的生活比以往安全了许多。它可以发现也门沙漠上一辆满载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汽车。如果去逛妓院或者去一家瑞士银行也不像从前那样具有秘密性了。但是，电脑上的“那帮喜好搬弄是非的家伙们”或者爱传话的邻居也有了用武之地。利与弊真得需要认真地权衡。13．托夫勒说：知识成为了“废弃的东西”。思考很重要。但是我们所思考的许多事实却都是虚假的。而且，我们所相信的许多东西都毫无疑问是愚蠢的。尽管今天向我们汹涌冲过来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几乎要把我们淹没，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越来越多的东西实际上却越来越不真实。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即使我们能够相信媒体、即使每个广告商都是真实的、每个律师都诚实、每个政治家都闭上嘴巴、每个通奸者都坦白、每个语速极快的电话推销员都正直做人，情形也仍会是这样。如果情形是这样，那么我们每个人或者说每个公司、每个国家如何将知识的深层原理转变成财富呢？有些知识在财富的创造中一直都很重要。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必须知道他们所追踪的猎物的迁徙规律。农民们对土壤的了解越来越多。然而，一般来说，同样的一门知识一旦学会了，对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会有用。工厂里的工人必须会迅速、安全地操作机器，为了保住饭碗，技艺一点儿都不能生疏。今天，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变化得如此迅速，人们必须在岗位上和在工作之余学习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学习变成了一种连绵不断的过程。但是并非所有的知识我们都能够迅速地掌握。而正是这一点可以让我们聊以自慰：如果我们所想的某些东西是愚蠢的，我们没有必要感到不好意思。有愚蠢想法的也不光是我们自己。原因就是，每一“块”知识的保存期都是有限的。到了某一期限时，知识就再也不是知识了，用更合适的话说就成为了“废弃的东西”。14.托夫勒说：孔子的思想大多是虚假的。柏拉图的《国家篇》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算作知识吗？孔子的思想或者康德的思想算作知识吗？当然，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思想描述为“智慧”。但是，这些作家或者哲学家的智慧是基于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即他们自己的知识基础，而他们所知道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是虚假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了欧洲几乎两千年的时间，然而他却认为鳗鱼是无性的，而且是“产生于……地球的内部。”公元3世纪，毕达哥拉斯的传记作家波菲利（Porphyry）很有把握地向读者介绍说，如果你将豆类植物的一根茎叶放在一个陶器罐里，将其埋在土里3个月，然后挖出来，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孩子的头颅或者女性的生殖器。公元7世纪，塞维利亚的圣伊萨多（St. Isadore）向同时代的人保证，“蜜蜂产生于腐烂的牛肉。”500年之后，就连列昂纳多·达芬奇这样的天才也声称，河狸知道它们的睾丸会被人类用于医学用途。他断言说，当河狸落入陷阱时，它就将自己的睾丸咬掉“将其留给敌人。”当原产于南美洲的番茄于16世纪传到欧洲时，非常聪慧的人认为这些番茄对人体有毒。直到200年之后林奈（Linnaeus）才给其正名。近在1820年，有一位十分勇敢的人吸引了一大群人来观看他，因为他为了证明林奈是正确的，冒着生命危险吃掉了两个番茄。但是过时的东西并非总是那么有趣儿。近在1892年，太阳系的行星木星有四个卫星这在当时不仅是常识，而且自从伽利略时代以来已经被科学界所接受。那就是知识。然而，就在那一年，那个知识就过时了。当年的9月9日，利克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巴纳德（E. E. Barnard）发现了第五颗卫星。到2003年，天文学家们共发现了60颗卫星。接着，伦敦的生理学家厄斯金·希尔（L. Erskine Hill）在1912年报告说，实验证据表明，“空气的纯洁度并不重要。”假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没有学习到这方面的知识的话，世界上还会有多少人会死于空气污染呢？假如今天还有某个本来很聪明的医生还遵照他或者她许多年前在医学院所学过的过时的“事实”的话，还要死去多少患者呢？假如营销的战略还基于昨天的奇思妙想，得有多少公司将像鱼那样翻白死去呢？由于过时的金融数据，有多少投资打了水漂？那么，那些明天等待着发生的死亡和灾难该怎么办呢？15．托夫勒说：类比的可使用寿命越来越短。人类如果不进行类比几乎不能思考或者谈话。爱尔兰的高尔夫球高手帕德里格·哈林顿（Padraig Harrington）对一位体育记者说，“美国公开赛真的能检验你击球的能力……你似乎成为了一台机器了。”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牛顿的追随者那里，因为牛顿曾说过，整个宇宙就“像”一台机器一样。还有那些被描述为拥有“电脑般脑袋”的人、“睡觉像婴儿”那样的人、被告知投资要“像职业家”那样的人和“像天才那样”思考的人。含蓄的类比也被植入了语言本身。因此，我们仍然按“马力”来给汽车评定功率，而马力这个术语则是当年将汽车和马拉的车做类比的产物。当年汽车曾被称作“不用马拉的车”。但是我们所称之为类比的思想工具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使用。历来都很微妙的类比正在变得越来越微妙。因为只要世界在变化，原来相似的东西就可能变成不相似的东西。曾经合理的比较就变得牵强了。随着过去的比较逐渐地被废弃（往往难以注意到），以这些比较为基础的结论也就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了。变化的速度越快，类比的可使用寿命就越短。16．托夫勒说：经济学家的预测极度不靠谱。但是工作数量和赤字并非经济学家们预测失灵的惟一之处。最近几十年来，一些最公开、最令人尴尬的金融预测大失败中也有他们的杰作。尽管有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作为“长期资本管理”有限合伙投机资金的合伙人，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该资金接近垮台的事实的发生。若不是美国联储所启动的一项紧急行动止住了连锁反应，1998年全球的经济都有可能受到破坏。苏联解体后，经济学家在俄罗斯经济崩溃中所起的作用也没有给人以多大的鼓舞。还有，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对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犯的错误依然是口服心不服，可是他们所犯的错误却酿成了印度尼西亚种族之间的流血冲突。经济学家们的预测离谱的次数太多了，2001年《金融时报》提出，这些经济学家连同华尔街那些令人厌恶的分析家们一样都属于“预测耻辱堂”里的人。据《金融时报》报道，他们也不光是遇到了一个糟糕的年景。“这里没有什么新鲜的。宏观经济的预测没有出现过什么好年景。尤其是在最需要准确预测方面，他们的成绩尤其差劲。”经济学家们所发布的预测与实际毫不相干的次数太多了，所以这些预测往往都被塞进了一种“集体预测”之中。他们所寄的希望就是所预测的平均结果要比单独猜测的结果更准确些。然而，在2000年之前的17年多的时间里，对经济增长的集体预测在经济学家们所称之为的“增长”问题上从来没有准确地预测过一次。2001年1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54位知名美国经济学家对下四个季度所做的增长预测中，稍微贴点儿边儿的仅有两个。美国之外的经济学家们的成绩也好不到哪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他们“对经济滑坡的预测失败纪录几乎完美无缺”。（这里简直成了五十步笑百步的经典范例。仅在泰国经济于1997年崩溃之前的6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在热烈赞颂泰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健全完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者们还指出，该组织的专家们没有能够就“1995年工业增长滑坡”和“80年代末期的极度通货膨胀”等巨大的变化做出准确的预测。17．托夫勒说：伊拉克战争部分源自美国情报部门的失误。（这个好像没啥意思，也不是预测）我们所称之为“真理”的许多东西甚至是大多数东西之所以被认为是正确的，那是因为人们的一致看法。这是传统的智慧。人人都“知道”某某事情是真实的。因此，那一定是真实的。我们通常是想当然地从家庭、朋友、同事和周围的文化那里吸收一致认定的真理，而不对之细细品味。这构成了以一窝蜂行动而著称的动物——旅鼠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of the Lemmings）。随大流不需要思考；更好的是，旅鼠似的真理既安全又没有争议。如果结果证明错了，你也不显得愚蠢。毕竟大家都这么认为过。就连聪明的人也这么认为过。我们在那群投资者们的做法中看到了旅鼠的行为：他们一窝蜂地涌进了早期的dot.coms 然后又一窝蜂地撤了出来。我们在那些本来是很睿智的企业领导人身上也看到了这种行为：他们争先恐后地去采纳最新的管理奇思怪想，然后又将其抛弃。新思想快速地在企业的高级管理层刮一阵风、被采纳、贯彻执行、强加给员工接着很快地被放弃。它们通常会给经济带来直接的、带有毁灭性的影响，导致企业做出不明智的大规模裁员、步他人后尘地搞企业收购等等。由于在管理上依赖了这种旅鼠式的真理，甚至整个行业都在进行结构重组或者被弄得变了形。采纳旅鼠式的真理所带来的灾难不仅限于企业和经济。2004年，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责备美国的情报部门在伊拉克的问题上犯了“集体看法”的错误，因为这些情报部门一致认为伊拉克拥有或者即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部门对于这些批评也做出了回应，说其他国家的友好情报机构证实过他们做结论所基于的那条情报。一致的看法真的在起着说客的作用。直到过了很久之后，公众才获得事情的真相。原来，伊拉克的叛逃者急于让美国推翻伊拉克的政权，就将这条虚假的情报传给了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丹麦、意大利和瑞典的情报部门，从而帮助创造了一种让美国的情报部门作为依据的一致的看法。旅鼠式的真理帮助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可不是第一次了。18．托夫勒说：今后没有权威了权威的地位正受到挑战。今天，鉴于变化速度如此之快，大量的古老知识已经过时，已不可能再帮助年轻人飞黄腾达。年轻人也都这么认为。鸡汤作为偏方治疗感冒可能仍然管用。但是也不能绝对指望它。那么权威呢？未来几代的人们还要向权威卑躬屈膝吗？如果是的话，是什么种类的呢？今天，只要是知识经济普及到的地方，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权威都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患者向医生提出质疑，甚至与医生对抗。博客们向职业记者的权威提出挑战。业余选手向职业选手挑战。这不光是电视表演秀上所表演的那样。名流和职业政客同台竞选，而且获胜的几率越来越高。数百万电影业余爱好者现在可以用电脑来自导、自拍、自演自己的电影。19．托夫勒说：患者是更积极的产消合一者。（这条过于文邹邹了，没啥意思）用经济术语说，出售服务的医生仍然是“生产者”。而患者则是一个更积极的“产销合一者”，因为他或者她能够为经济的安康或者健康产量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有时候生产者和自消生产者共同工作；有时候他们各自单独地工作；有时候他们的目的相互矛盾。然而，关于卫生健康方面的常规的统计数字和预测基本上都忽略了今天这些角色和关系的迅速变化。我们许多人都改变了饮食、戒了烟或者戒了酒并开始认真地运动锻炼。那么，如果我们的健康状况提高了，有多少功劳应该归功于医生，有多少应该归功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换句话说，生产者所创造的卫生保健产量是多少？自消生产者所创造的卫生保健产量是多少？而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只计算一个而忽略另一个呢？根据耶鲁大学公共健康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洛厄尔·莱文（Lowell Levin）的观点，“美国所有医疗保健中足足有85%~90%的部分是由普通人所提供的。”他说，自我疗法包括用阿司匹林治疗头痛、用冰块冷敷扭伤、用油膏治疗烫伤以及许多许多。根据1987年《世界与我》（The World & I）杂志的一位记者的采访，莱文“认为所有的医生和医院都是必要的但是却令人讨厌的社会邪恶，就像监狱一样。”20．托夫勒说：自动提款机取代了产消合一节省了20多万人名全职出纳员的工作。在全美国，2002年所有的银行客户共进行了140亿次的自动取款机交易，占全世界总量的1/3。客户们喜欢自动取款机的部分原因是这样可以不用排长队。在节奏极快的经济中，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假定顾客在银行的柜台前进行面对面的交易平均每次要花两分钟时间。这意味着顾客进行了280亿分钟不计报酬的工作，而这部分工作应该要求银行多雇佣20多万名全职的出纳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顾客280亿分钟的时间被节省了。普通的自动取款机交易也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只不过现在按键的是顾客自己（他在做一件原来由挣工资的出纳员所做的工作），而这么做的特权却常常让顾客多付一些费用。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银行业的专家们说，让顾客忙碌（按键等）会给顾客一种幻觉，让他觉得自己等待的时间缩短了。21．托夫勒说：将诞生可以在动脉血管里行走的微型机器人。这种一步一步的发展过程通过与高科技纳米技术的结合却可以产生一次巨大的非直线的飞跃。所谓纳米技术就是以分子的规模来操纵物质，其单位小得仅是一米的百万分之一。如果我们学会了这种结合的技术，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自己装配产品，其潜在的用途将无穷无尽。很多的这类技术在埃里克·德雷克斯勒（K. Eric Drexler）的书《给未来释放束缚》（Uncounding the Future）都有描述。德雷克斯勒是预见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他发明了“纳米技术”这个术语。另外还有科学家、科幻作家、技术爱好者和技术恐惧者、医疗研究者和企业领导人也都对此有过描述和争论。他们谈到了诸如自我修复的牙齿、自己清洗的餐具、比以硅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快1 000倍、更节省能源、价格更为便宜的计算机。他们提到的名单里面还有：自动调节大小、质地、适宜度和时尚的衣服；非常小甚至可以喷涂在房子上或者镶嵌在人行道上的太阳能电池；小得可以在动脉血管里旋转运行并能根除危险血小板的医疗用微型机器人；里面嵌有数万亿个微小的发动机、电脑、纤维和支柱的材料。我们用纳米技术工具来进行非手术吸脂并重新塑造我们的躯体的这一天可能就要到来。纳米大小的双向通信感应器可以提供军事情报。纳米技术还可以减少制造业中的浪费、可以发电、并给我们提供“比西印度轻木还轻，但是比钢铁还硬的”新型材料。但是，和核能和基因工程一样，纳米技术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安全性的严重关注，尤其是当自我复制这个词被加进去之后，就更让人感到了不安。22．托夫勒说：人类的好奇心将缩短“数字鸿沟”。现在互联网的使用者和该改领域的权威们之间的学习交流更为红火。这也不仅是一种纯美国的现象。在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相互间教授如何使用历史上这个最为复杂的个人机器。就连小孩子也不例外。将一台个人电脑和快速互联网连线镶嵌在一个贫民区的一道石头墙上。在对面支起一架摄像机，这样你就可以从办公室里观看所发生的事情。新德里软件制造商和计算机学校NIIT的物理学家苏加托·密特拉（Sugata Mitra）就是这么做的。没有使用说明也没有大人帮忙。不久，附近贫民区萨尔瓦达亚营区的孩子们就发现了它。固都、萨蒂什、拉真德等大多为6~12岁的孩子不但没有把这台电脑抢走，反而开始玩起来。一、两天之后，他们就自己学会了如何往外拖、往下拉、创建文件和文档、进行其他的操作和浏览互联网。还是没有教室。没有考试。没有老师。三个月之后，他们已经创建了1 000多个文档、访问了迪斯尼动画、玩了网上游戏、画了数字图画并且观看了板球比赛。最初他们是单个学习，然后共同分享他们所学到的东西，然后开发了被密特拉称之为的“基础电脑扫盲班”。密特拉凭空想象出来的这种试验后来他又用在了别处。他认为，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理和学习能力可以极大地降低穿越数字差异的成本。反过来，这又能帮助数百万人脱离苦海，并且通过运用“生产推力”的原理，极大地提高了印度经济的增长率和发展潜力。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可能会继续吹毛求疵以此来捍卫过时的公式和定义。但是只有顽固的教条才会否认这样的事实：自由分享个人电脑技能的做法过去有（现在仍然有）生产推动力，它提高了货币经济中日常运作的生产力。23．托夫勒说：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将越来越受到受到了挑战。全世界对美国持批评态度的人都指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是其霸主地位的主要资源。然而，将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一体化连在一起并推动其前进的却是最广义上讲的知识和以知识为基础的新技术。确实，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受到了威胁。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在所有获得美国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当中，外国学生的比例几乎占去了50%。而且美国的青年人对这些领域的兴趣越来越小。美国宇航局的官员们抱怨，在这个太空科学机构里，60岁以上的科学家人数是30岁以下科学家人数的三倍。时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的雪莉·安·杰克逊提醒说，“全世界各地都在迅速地普及和建立各种科技活动、培训和企业精神培训中心。因此，美国在全球发明和创新思想的市场上所占比重正呈下降趋势。24．托夫勒说：60%的美国高中生连自己的课本都认不全。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美国每年在学前到中等学校的公共教育上所花的经费几乎为4 000亿美元，平均在每个学生身上花费大约7 000美元。然而却有60%的高中学生连自己的课本都认不全，有1/3的研究生连初级木匠都要求会做的数学题都做不了，还有几乎1/3的年轻人在地图上找不到太平洋。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每年在每个学生身上所花的经费超过了一万美元，比美国50个州中的49个都多。然而华盛顿学校的某些学术成果在全国却是最差的。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2002年的测试结果中，“该特区学生的考试成绩比50个州的学生成绩都低。”学校里的枪击事件、暴力和吸毒现象每当上演一幕哥伦比亚大屠杀场面时都会成为媒体的新闻。但是这些都只是工厂式教育体系的表面症状。除了少数的几个例外，这种体系仍然没有被重新概念化（更不用说进行结构调整了），因此不能很好地培养年轻人步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25．托夫勒说：FBI的电脑比大多数人的家用电脑还破。2002年10月14日，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郊区，琳达·弗兰克林和丈夫泰德从一家家居装修商店出来，正将买来的东西往汽车里放，这时枪响了。夺去她生命的那颗子弹来自于连续22天来一直给这个地区带来恐怖的一个狙击手。当这个滥杀无辜的狙击手在华盛顿的郊区又夺去了9条生命之后，美国的头号刑侦机构联邦调查局开始介入调查。从电话热线传递过来的情报都是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辛勤劳动而进入了一个叫做“迅速开始”的计算机数据库里的。然而，当67 000个电话打进来时，这个系统却失灵了。原来，“迅速开始”程序设立的原因是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自动案例支持系统”不允许各个部门之间共享信息。更糟糕的是，据说该程序丢失了4 000多份关于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审判的文件。而麦克维则在1995年在俄克拉何马市用炸弹炸毁了联邦办公大楼从而致使168人丧生。仅在弗兰克林被害的3个月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罗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曾预言，调整联邦调查局信息技术的结构将需要几乎两年的时间。据联邦调查局的专家们说，之所以需要这样的技术调整，原因是大多数人家里的电脑都比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工作用的电脑还要好。2005年，当政府获悉联邦调查局有可能将技术调整的一个关键部分抛弃从而将这种调整再次延缓4年时，就对联邦调查局进行了严厉的申斥。据说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米勒局长的前任路易斯·弗里赫（Louis Freeh）。弗里赫的名声是憎恨电脑，从而使联邦调查局越来越落后于汽车里有笔记本电脑的狙击手，也落后于联邦调查局自己的罗伯特·汉森（此人是一位另类古怪的电脑技术发烧友，碰巧也为克格勃做过间谍工作）。有讽刺意味的是，琳达·弗兰克林曾为联邦调查局做过评估等工作，而这些工作对于联邦调查局的电脑网络构成了威胁。26．托夫勒说：大多数的孩子将在家里受教育。当教育被广泛引进的时候，教师通常是当地最有学问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今天，孩子的父母要比自己孩子的老师们受到的教育程度高得多。歌手多利·帕顿（Dolly Parton）认识到了父母可以给孩子读书以提高其识字水平的作用，就设立了一个“想像力图书馆”，从婴儿出生到5岁，每个月免费送给孩子的父母一本书，一共60本。这项在39个州推行的项目仅在2004年就赠出了几乎100万册书。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多对学校不满的父母让孩子从学校退学，并在家里教他们读书。这样做的父母有大量的、最新的网上服务和工具来作为后盾。有一种反对观点这样认为，如果孩子们不上学，他们就学不会与其他的孩子们相处。但是由于公立学校的腐败，而且在许多学校吸毒和暴力十分猖獗，因此家长们怀疑学校的这种社会化是否健康。家长让孩子们呆在家里也可以让他们开发社会交际的技能，比如鼓励他们去踢足球，或者孩子再大一点时，让他们去某个非政府组织做志愿者。孩子们在那里可以结识到做社区服务的其他的年轻人。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工业时代前的一种做法（在工业时代前，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在家里受教育），现在这种做法正在被改革以满足后工业时代的需要。27．托夫勒说：财富越来越趋于无形。今天，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经济中财产的可触摸性已经少得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发现，早在1982年，就连采矿业和制造业公司的无形资产就占其整个市场价值的38%。10年之后（仍然远在dot.com攀升和崩溃之前），无形资产的比重就达到了62%，几乎占其全部价值的2/3。然而，这些惊人的数字仍然没有预示即将发生的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股市崩溃的余波中，投资者们被告知到有形财产中寻求安全。但是，不管华尔街的“回归原理”的投资者们说什么，所有的发达经济都仍将锲而不舍地朝着不可触摸性前进。这里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加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是我们与时间深层原理之间关系的一种变化）。因为加速降低了产品的寿命、加快了技术的过时、使市场变得更具临时性，所以，今天变化速度的加快要求公司必须去创新。正如《无形财产》（Intangibles）的作者、纽约大学的金融学和财会学教授巴鲁克·列夫（Baruch Lev）所讲，“现在公司的生与死都系于是否创新”，这就意味着“无形财产的巨大发展。”此外，创新是具有感染力的。具有优势的公司迫使别的公司不敢落后。即使小型的、科技含量低的供应公司也被客户逼得采纳和重新设计了IT系统、用电子邮件联系、上互联网与他们的网络连接、用电子的方式进行商务交易并且进行更多的研究。换句话说，要不进行无形化，要不去死亡。为了能够生存下去，精明的公司开始系统地向越来越高的附加值生产过渡。而这种战略几乎总是需要更多的数据、信息、知识和其他的无形资产。28．托夫勒说：媒体让业余投资者疯狂。美国的媒体漫不经心地成为了美国金融基础设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随着投资者对信息渴望度的增强，一种假知识论坛节目“经济纵横”（Econo-Land）对信息的渴望度也与日俱增。在这个节目上，经济学家、商界权威和政客每天都就金融和经济学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用机构和个人理财的谈话填补了电视和网上24小时节目的空缺部分。24小时的股市行情报告、与CEO的访谈录、关于合并和收购的讨论、电视和电脑屏幕最下端永远不停变动的股票价格，所有这一切几乎都不可避免了。为之点缀的还有银行、共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抵押经纪公司和其他金融服务公司的相互竞争的喧闹无比的商业广告。广播、卫星和有线电视以及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出现，所有这些媒体加在一起的效果就使得数百万的普通美国人了解到了从前只被超级富豪所能了解的金融期权信息。经济纵横节目里所报道的内容一般都很表面化、让人能产生误解而且手法也十分传统。但是它赫然醒目的存在本身以不加预测、不加分析的方法改变了竞技场，影响着资本投资的数量、形式和方向。用锡拉丘兹大学大众电视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的话说，有线电视能够让“业余投资者”进入一种狂热的状态，而且已经基本“接通了美国的每一个家庭”。这种针对美国中产阶级铺天盖地而来的金融信息和假信息至少让公众对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程度。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成了公路停车站和医院候诊室里人们谈话的题目。投资人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关于股市行情的只言片语评论都被学校老师和出租车司机像传递《圣经》智慧般地交口相传。29．托夫勒说：“市场比上帝还神圣。”“财富”这个词（根据我们上次所做的搜索）在互联网上出现了5 200万条记录，很显然没有关于上帝这个词的14 200万条记录多。上帝的高大地位似乎真的神圣不可侵犯。真的是这样吗？可问题是，还有一个词出现了40 500万次，比上帝和财富两个词加在一块儿所出现的频率还多一倍。这个词就是“市场”。被西方主流企业界领袖、总裁、经济学家和政客奉若神明、被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们敌视厌恶的市场（就像财产和资本一样）正在被革命性财富所改变。30.托夫勒说：飞机票有时候可以是“免费的”。我们的飞机票有时候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已经飞行了多次而积累了大量的里程积分。这些里程积分原来只能在另一次航班上才能获得免费座位，完全不许替代，也不许转给任何别人 。里程积分根本不像货币。然而不久之后，航空公司开始允许你的“里程积分”可以被家庭成员、朋友以及你选定的任何人来使用。除了可以免费乘坐飞机之外，里程积分还可以被用来住旅馆、租汽车，后来使用的面就更为宽广——换健康俱乐部的会员卡、冰球门票、烧烤大餐卷、买大屏幕电视、栀子花和花园浇水用的软水管。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可转换和可替代现象。飞机里程分开始变得更像是货币了。这些里程分被卖给“里程积分经纪人”时就成为了实际上的货币，因为这些经纪人尽管遭到了航空公司的反对，却经营着一个里程积分的“灰色市场”。确实，由于一些发行里程积分的航空公司本身的金融状况不很稳定，所以人们可能会担心，这些里程积分的可兑换性是否可靠。但是这些无形的里程积分的价值可能很快就会超过世界上一些仍然拥有航空公司的破产政府所发行的货币。31.托夫勒说：可以通过信用卡实现减肥。身体超重的人如果想避免吃快餐或者脂肪含量高的食品但是又很难抵制自己的食欲，就可以用自己编程序的一张卡管住自己，在必胜客、塔克贝尔或者任何快餐店拒绝付款。抵抗诱惑、身上不带一分钱，都可以让你的卡来增强你的决心。更新的技术使原来的卡很快就过时了。在韩国，手机的功能已经相当于一个电子钱包。手机里装有银行的微芯片，可以授权零售商从你的账户中支取款项。这种手机已经在高科技的服装店、饭店、自动售货机和火车站等地方使用。在欧洲，瑞士联合银行、巴克莱银行、巴黎国民银行和德意志银行都和VISA 卡一起在探索同类技术的发展潜力。斯堪的纳维亚诺迪亚银行的副总裁利萨·坎尼埃农（Liisa Kanniainen）不无忧虑地说，“我并不期待现金明年就会消亡，但是最终会消亡的。”32.托夫勒说：将来的工资可能每分钟结算。在过去的工业时代，工人们一般都是周期性地在周末或者月末被支付工资。现在大多数的人仍是这样。这就是说，雇主可以把属于员工的工资免费地使用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这笔“周转零钱”就相当于工人借给雇主的一笔无息贷款。相反，比如公用事业公司的账单通常都是在顾客使用完一个月的电或者煤气之后才结算。在这种情况下，顾客就是周转零钱的受益者。在更大的经济背景下，一些公司和行业专靠周转资金来生存，比如出版订阅杂志的出版商。但是周转资金（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其对整个经济来说微不足道）也许会逐渐消失掉。当公司和客户都被完全地连在网络里并且以电子的方式支付帐单时，我们就会看到公用事业公司要求流水式付款方式——当我们使用他们的服务的每一时刻，他们的电脑就会以电子方式从我们的电子银行账户上自动地提取支付款项。他们就可以早收到钱、早使用或者投资这笔钱，而且能够（至少从理论上讲）减少他们向我们收取的费用。我们也会看到工人们要求用电子的方式每分钟被支付工资，而不是等待开资的日期。流水式支付工资和付款方法是发达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从间歇性生产向24/7连续性运作过渡的自然并存物。向里流入的工资和向外流出的付款速度越快，对直接现金交易的影响就越紧密。货币的形式和用途的这些飞速的创新方法引起了许多关于“货币行将死亡”的预测。在从前这些预测可能像是凭空想象。可是现在呢？33.托夫勒说：易货贸易可能重新成为交易的主流。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时期，法国的一部叫做《一百万》的讽刺电影里有这样的一个场面：两个农民在一家露天酒吧喝波尔多葡萄酒。当服务员过来递给他们账单时，一个农民将手伸进一个布袋子里，取出了一只鸡递给他。服务员给他找钱，在桌上放了两个鸡蛋。农民拿起鸡蛋并将一个鸡蛋做为小费放回桌上。这个荒诞的故事完全捕捉住了在货币失去了价值的经济里数百万普通人的生活现实。不久前东南亚、俄罗斯和阿根廷的情形正是这样。然而，明天我们也许不必等待发生危机才来从事不用货币的交易了。长期以来被认为在复杂市场上是不实际的易货贸易正在被赋予新的生命。对于普通人来说，“易货”这个词容易让人想起原始社会或者小农经济中个人交易的场面。律师为朋友写遗嘱，朋友教他打网球做为回敬。这种交易每天都进行得很多而且很自然，因此人们都把它们视做“帮忙”。但是从经济学上来讲，实际上这些都是较小形式的易货。但是易货也是一种大生意。尽管因定义的不同很难弄到全球的可靠统计数字，但是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报道，“据估计福布斯500强公司中有60%以上的公司使用易货贸易。就连通用电气、万豪和Carnival Cruise Lines等大型公司也使用过易货或者服务的交易。”《财富》杂志报道，全球所有大公司中有2/3经常搞易货贸易，而且还设立了具体的部门来经办这些交易。2002年在阿根廷，由于经济崩溃、汽车销量锐减，丰田公司和福特公司同意接受谷物作为汽车的支付款。当乌克兰因天然气而债台高筑时，俄罗斯接受了八架图-160 Blackjack轰炸机作为一部分偿还款项。俄罗斯也参与了30亿美元的“首都牌”伏特加酒换百事可乐糖浆的易货行动。其他的政府有用羊驼毛布匹和锌等产品易货的，真是花样繁多。在全球范围内，据比利时中央银行的前首席计划官、欧元货币的设计者之一伯纳德·利特尔（Bernard Lietaer）所讲，国际间的易货贸易（也叫反向贸易）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里十分普遍，每年的交易额在8 000亿美元至12 000亿美元之间。”而且易货贸易的速度还在加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很可能将进入几十年之久的暴风骤雨般的经济形势之中。利特尔说，主要货币今天“所展示的动荡性是1971年时的4倍。”高动荡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面临周期性缺少外汇的局面。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市场上无人问津时，那么搞易货贸易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搞外贸的一个出路。34.托夫勒说：土豆和西红柿中也将含有预防乙肝的疫苗。在生物技术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食品也增强了抗病的特性，其中包括那些在贫穷国家流行的疾病。乙型肝炎每年夺去50万人的生命，其中的1/3发生在亚洲。全世界有4亿人是乙型肝炎的携带者。在美国，乙肝接种疫苗需要3次注射，总费用为200美元。然而这笔费用数百万的农民却拿不出。科内尔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试图通过将防治肝炎的疫苗植入香蕉中的方法将每剂注射的成本下降到10美分。不久，我们还会看到西红柿和土豆中也有防止乙肝的疫苗了。或者用含有维生素A营养的“黄金水稻”系帮助预防贫穷地区儿童中常见的失明症。在印度，科学家们还在研究含有疫苗的食品来预防霍乱和狂犬病。能帮助儿童防止腹泻（婴儿最大的杀手之一）的西红柿、防止囊性纤维变性的玉米和含有丰富维生素的水果和蔬菜也都在研究当中。此外，当我们在了解个别食品的基因和蛋白结构时，也许还会有其他高附加值的食品被用于医疗的用途，甚至还会用于化妆或者提高人体功能的目的，对此我们都不应该感到奇怪。在生物技术公司继续研制出新的种子品种时，制药商就能够针对越来越小的高增值市场甚至是针对个人将产品进行定制。 可以说，在大家几乎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这些领域里，贫穷国家没有理由不“追赶”发达的国家。他们不仅能够给自己的人民提供更好的粮食，而且还能够出口高增值的农产品从而盈利。不过，所有这些还只是可能性的开始。35.托夫勒说：农业也能实现客户定制。我们正在接近这样一种发展水平，一个村子（或者几个村子共同）使用一个便携式全球定位体系的接收器将从正在轨道中运行的卫星那里接收到关于某种特定的化肥、营养物、水和个人土地中（甚至包括植物中）所需要的详细信息。这将使农耕变得客户化，可以让耕作者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使用多少量的化肥。还能通过提高灌溉和回收的方法改变现在的水系统，甚至还能将高增值的水用于特殊化的用途。事实上，根据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调查，“在未来的25年时间里，灌溉技术的改进本身就可以减少世界范围内额外水资源预计需求量的一半。”36.托夫勒说：未来会出现智能型的土壤。感应技术正在崛起，即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新的汽车模式是用感应器驱动的。感应器现在正被置于服装上面。为什么不能用于土地和庄稼呢？能够告诉果农什么时候给葡萄浇水的感应器已经在测试中。一些科学家甚至憧憬着这样的一天，每一颗植物上都植入一个微型的生物感应器和时钟，可以精确地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还有一些科学家预测，将来会有一种“智能土”式的极小的感应器，可以像种子一样撒在地里，让其报告土壤的温度、湿度和其他的可变因素。研究人员也在测试能够确认炭疽病毒等威胁的肝组织、肺组织、神经和心脏细胞作为感应器的用途。这些技术或者类似的技术能不能用来确认对农作物的威胁呢？还有比毫微米还小的纳米仪器，可以用来感应表面上电荷的微小变化，从而监测活细胞的功能。植物就是“活细胞”。电荷中的变化如何改变植物的特性或者产量呢？或者能够从昆虫总数中收集信息的“控制的生物和生物仿真体系”？一些昆虫在飞行时将空气中的细菌孢子积累在自己身体上。这个技术能不能告诉我们如何保护农作物呢？37.托夫勒说：中国的雄心不仅限于亚洲。当邻国们正在考虑在将来被中国主宰的亚洲中他们将如何应对时，中国已不再将自己仅仅看做是亚洲的大国了。中国正在谈论创建一个亚洲自由贸易区，但是中国的宏伟目标（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却是全球性的。中国不仅在改变其和时间的关系，而且在改变其和空间原理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及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急剧增长算起，中国在过去的每一天都在加深和扩展着其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双轨战略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一个层次上，中国洪水般的廉价产品遍及了全世界，用低价格压倒了墨西哥的电子配件、印度尼西亚的服装或者哥伦比亚的铜线。但是中国也在鼓励它的高科技公司走出国门去征服世界。因此，中国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联想集团就购买了IBM的个人电脑制造部门。中国的IT业大公司华为号称拥有10 000名研发人员，并在印度、英国、瑞典和美国建有实验室。中国还和英特尔、微软、西门子和Qualcom联手生产通信设备。中国不断扩大的空间延伸度将很快在金融业更为明显。到2003年年底，中国在139个国家建立了3 400多个企业。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到2004年年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甚至超过了日本。胡锦涛主席最近对南美洲的多个国家进行了访问，许诺对该地区从巴西到古巴的许多国家给与大量的投资，而仅在阿根廷一国就投资200亿美元。尽管胡主席这次访问的经济意义受到了广泛的注意，但是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行的地理含义。中国就像围棋大师一样，正在向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国后院的这个地区大规模地挺进，均衡着美国的亚太军事战略这次南美经济之行是在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因为台湾在大谈靠美国的支持进行独立，而中国则威胁将台湾收归版图，如果必要还要采取军事行动。从理论上讲，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地搞经济扩张从而腾不出手来去进行军事冒险。尽管如此，中国的亚洲邻国还是越来越关注中国飙升的军事预算，因为据估计，中国的军事预算从1991年到2004年至少增长了6倍。在这里我们同样也看到了中国对地域兴趣的增强。中国正在具有能够扩展其空军势力范围的远距离无人驾驶飞机和空中加燃料设备。中国已经拥有能够射到美国所有目标的核导弹。中国还在试图将自己的海军（原来是为了保护近海水域）变成一个能进行更远距离军事行动的“蓝色海洋”核武器舰队38．托夫勒说：女性拒绝被归类为“圣诞蛋糕”。旧的婚姻和家庭观念（以及和经济的关系）正在衰亡。1972年，据日本内阁的一份白皮书统计，有80%的日本男性和女性都认为只有男人才应该在外面工作。妻子应该全职照顾家务。到2002年，已经有42%的男性和51%的女性不同意这种劳动分工了。年轻女性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而且独守终身也不像从前那样认为是丢人的事儿了。在30~34岁的年龄段里，有27%的女性从来没有结过婚，比10年前多了一倍。今天更有主见的未婚女性拒绝被归类为“圣诞蛋糕”，因为那是个贬义词，是说女性就像过完节后第二天被扔到了垃圾箱里的剩蛋糕一样。那些结婚的女性要的孩子也越来越少，全国的出生率达到了60年来的最低点：每对夫妇仅为1.29个孩子。此外，女性工作的比例也在提高，2003年比1985年提高了13%。但是同工同酬仍然还任重道远。因此，尽管女性在IT业和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司里提升的机会更多些，但是据《日本时报》报道，2003年，女性在管理人员中的比例仅占9.9%，而美国的比例为45.9%，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的比例都超过了30%。而日本女性的收入也仅为男性的46%。与此同时，政府为了遏制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号召企业让男士也休产假，这样他们就可以帮助妻子更好地照顾新生婴儿。然而，迄今为止，休产假的男士还是没有多少，因此大田市决定采取一些更为严格、更有创意的（传宗接代的）措施。2004年，该市规定，在该市工作的所有男性在孩子出生的当年都必须休假40天，还必须做记录并向政府报告他们学到的经验。一位市政官员说，这种做法的中心思想就是“让男性参与抚养孩子”，并且抛弃那种抚养孩子只是女人的事儿的旧观念。39.托夫勒说：退休老人可能在国外养老。比如，假如把退休服务问题用外包的方法来做，老龄化的经济意义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据得克萨斯大学的戴维·沃纳教授的统计，今天，估计有200万的美国退休老人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生活。这些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仅在墨西哥就有60万，因为在瓜达拉哈拉，一套三室一厅的住宅每月租金仅为700美元。在海外居住的英国退休老人也多达100万，而且，根据“联盟和莱斯特国际”的一份报告，这个数字到2020年可能要达到500万。这份报告分析，到2012年时，穷国的政府将为来自富国的退休老人移民展开激烈的竞争。据说日本人因为担心孤独或者文化孤立而不愿意住在海外。但是Akira Nihei 和妻子却选择了住在海外。他们于2003年从日本的北海道迁居到了气候温暖的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他们说在那儿的三室一厅公寓住房每月只需要500美元，而在北海道却需要1 200美元。而且，他们又说，北海道的住房“不可能有游泳池、网球场、健身房和保安人员。”日本的房地产开发商们在讨论准备在低消费的国家里建造大规模的退休城市，这样日本人就不会觉得孤独了。如果，在日本政府提出为这些国家建设日本标准的医疗卫生设施提供资金的鼓励下，真的有相当多的人口移居海外，那么老龄化的整个经济意义会受到什么影响呢？此外，这种一揽子交易可能还要包括与主办国的卫生部合作，将某些医疗服务提供给当地的本土居民。有些费用可能出自于官方开发援助基金。（摘自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财富的革命》）

　　阿尔文·托夫勒，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1928年10月8日出生于纽约，纽约大学毕业，1970年出版《未来的冲击》，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1990年出版《权力的转移》等未来三部曲，享誉全球，成为未来学巨擘，对当今社会思潮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托夫勒的妻子海蒂也是知名的未来学者，两人多次合作著述，2006年5月，两人的最新作品《财富的革命》全球同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