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出版自己十五年前的作品，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至少不能单纯用高兴之类的字眼来概括。因为正是这本书的重版，使我再次发现了时间的流逝是那样的无情。十五年，意味着我早已离别了年轻的岁月，或者说，我早已被自己的年轻时代所抛弃。而这本书在几乎所有的意义上，都代表了我的年轻时代。它的重版无疑加深了我对现在的沉重感觉。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和时间的价值相提并论的。旧著新版的喜悦并不足以抵消我对逝去的年轻岁月的怅然追思。这样的十五年不会再有了。回忆当初，这本书的写作对我是有拯救作用的。从读书的届（级）别上说，我属于1986年冬季入学的博士研究生，但实际的学期开始，则在1987年1月。这样，我本应在1989、1990年之交毕业。可是，整个的1989年，我一直无法执笔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终于申请延期毕业。1989年的圣诞之夜来临了。我靠在宿舍的窗前，黑暗中听到了不远处室内体育馆里传来的音乐声，那里正在举行圣诞舞会。渐渐地，我意识到窗外匆匆的人影和急切的脚步，都是朝那里而去的。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到心底里的某种东西苏醒了，我有了想要写作的冲动。就在这一夜，我开始了这本书也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这种写作状态保持得很顺利，我完全被它所捕获，一直到大约次年4月全书完稿。以后我也曾写过并出版过多种作品，但能够全身心进入并体验写作中的激动或痛苦的，却再也没有发生过。我把这本书视为自己年轻时代的最后证明。现在我仍想这样说，这是一本年轻的写作者写给年轻人看的“青春读物”。当然，它是一本关于鲁迅的书。书写完了，答辩也通过了。但正如我有点预料到的是，它的出版遇到了麻烦和阻碍。有位审稿者对这本书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完全的否定意见，而且，在审稿意见中明确判定了它的严重政治错误。我陷入了无奈和苦闷之中。有一天，我去导师钱谷融先生家中不禁谈起了这本书出版的挫折。钱先生说：“要是在以前，这样的审稿意见是会毁了一个年轻人一生的。你应该到出版社去跟他们说清楚。”这话提醒也鼓励了我。于是，我鼓足勇气去找了出版社的总编辑曹伯言先生“据理说明”。曹老师审看了全稿，事情很快便有了转机。但我也必须做出妥协。结果就是删去了约三万字的段落和字句，同时增加了一些当时在我看来是“画蛇添足”的注释和文中说明性的句子。这样，全书毕竟未遭太大的改动。其实，在我写完这部论文后不久，自己就已经察觉到了它的明显偏颇。当时检讨起来一是它的理论冲动远未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感性的、情绪性的思考大大压倒了严格的学术理性。二是它在研究方法上的生硬和“食洋不化”，许多文字显得极端或矫情。我曾经想再另写一部鲁迅的书，多少纠正一下这本书的偏颇，但终于没有这种机会，因为很快我便陷入了其他的写作中，丧失了原先试图再度写作的冲动。1994年至1996年间，我作为鲁迅研究者应邀到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以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去东京大学等校访问研究。我的身份使我在日本及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又重操旧业，新写了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这时我对鲁迅的看法特别是观察角度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简单说来，即我更愿意看到一个洞穿了黑暗与绝望之虚无的怀有光明希望的鲁迅形象。我曾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分析，尝试证明虚妄或虚无在鲁迅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中的价值地位。但在90年代中期，我更关切的是鲁迅走通虚妄或虚无之境的思想意志。这在《野草·过客》中应该有准确而明晰的表达。夕阳下独行的过客想要逼近或抵达的是超越了坟地和野花的无穷之远的远方。虽然是无穷之远的远方，但过客唯一的选择仍然是决不回转去的前行。在这里，远方的虚妄或虚无，已非关键所在，勘破虚妄或虚无之存在的思想、意志及其行动，才是《过客》的主题。同时，正因为是“无穷之远的远方”，它就将是不可言说的，即不可能用语言来言说。“不可言说”在此摆脱了语言表达有限性的囚笼。而“向着”这无穷之远的远方的前行者，实际上承担了我们内心希望的使命。于是，我看到的是一个内心满怀光明、温暖与喜悦的希望者的鲁迅形象。超越了世俗的情感或价值诉求，“他”向着不可抵达的、无穷之远的远方（彼岸）前行，但这执着“前行”的姿态，却又证明了“他”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不懈的生活追求。说起来，这虽是我的鲁迅观的一点小小的变化，但它终于能够使我释怀。十几年前，在我刚开始动笔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鲁迅的作品几乎就是为我们这样的时代而写的。从大学二年级起，我听从复旦中文系王继权老师的教导第一次完整地阅读《鲁迅全集》，迄今为止，鲁迅的著作仍是我读得最多的书。我想，在我的心底里大概是有一种“鲁迅情结”的。年轻时代留下的种子恐怕一辈子都会在那里暗暗地萌动、生长。即使要造一座坟把它埋住，坟头上也是要开出几枝花或野草来的吧。仿鲁迅所说的，我就把这书的重版也当作是造一座坟，一为了包容自己的过去，二也试看以后在它周围究竟真否会长出几枝野花或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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