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容童子

　　四十余年来，这位“愁容童子”如同孤独的骑士一般，从位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地带的森林出发，手执用拉伯雷、莎士比亚、但丁、鲁迅、萨特、渡边一夫、布莱克、巴赫金、山口昌男等作家、诗人和学者的文学思想与人文理想锻造而成的长矛，发出“包孕着巨大希望的恐怖的叫喊”，对沿途一座座大风车：战后令人感到徒劳、无奈和窒息的墙壁；以天皇制为顶端的封建体制以及无所不在的封建意识；通过自己的残疾儿，原子弹轰炸下的广岛、长崎的死伤者，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遇难者，从而意识到的人类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笼罩着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核武器阴影；人们在追求消费文明的过程中不断被异化的灵魂；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以为日美军事同盟铺平道路，在日本复活超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右翼政治势力；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攻击的野蛮政策为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进程带来的巨大威胁……一次次勇敢地发起势单力薄、却是义无返顾的冲击。这位孤独的骑士，就是长篇小说《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愁容童子》中的主人公长江古义人。为了读解和表述上的方便，我们不妨把这位主人公视为文本外的作者本人——大江健三郎。《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愁容童子》绝不是一部易于读解的小说，它是大江文学迷宫中最为庞大、最为精致的一座宫殿。这座宫殿位于用互文性建构而成的迷宫最深奥的处所，与前边的座座大小宫殿构成了迷宫的整体，我们实在无法忽视甚或切断这些宫殿群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孤立地欣赏或评价其中的任何一座宫殿，尤其对于《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愁容童子》这座倾注了建筑大师毕生心血并代表其最高成就的华美大殿。然而，我们也确实不可能在较短时间里熟悉迷宫内的其他各座宫殿。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尝试着寻找一个妥当的入口，并从这个入口往复迂回地走向位于深奥之处的《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愁容童子》。日本四国岛上的那片森林或许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入口。在古老的日本原始神道信仰中，有一种叫作“依代”的说法，即日本先民相信神灵通常依附于长绿树木和岩石等物体之上。因此，他们将树木作为自己的重要图腾之一，把日常生活中对自然的恐惧和神秘感集中于树木上，从而产生了有关森林的原始神话和次生神话。诸如此类的神话有一些以女巫的咒语和祭祀的歌谣等形式流传下来，而这些咒语和歌谣大多是人们向神秘的自然进行的祈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祖母和母亲相继为孩童时代的大江扮演了这种女巫的角色，把森林中代代相传的神话故事连同种种民间传说生动地传承给了好奇的大江，使得这个因结巴而有些自卑的孩子，“通过祖母，受到了把山村的森林、河流以及更为具体的场所与传说/神话意义联系起来的训练，进而发展到把自己编织的新的传说，依附到某一场所或某一株大树上”。儿时在森林里体验到的特殊感受，在成年后的大江身上被强调到了近似本能的程度，使得他非常自然（也是必然）地将初期作品《饲育》（1958）的舞台放到了故乡的森林之中。而后来，这种与故乡相似的地形学意义上的描述又贯穿了大江的整个创作生涯，其后不断出现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万延元年的橄榄球赛》、《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同时代的游戏》、《M/T与森林中的奇异故事》、《燃烧的绿树》、《空翻》、《被偷换的孩子》、《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愁容童子》和《二百年的孩子》等诸多作品中。不同的是，在大江《同时代的游戏》以前的作品中，“森林”是相对于都市文明、现代和人工而存在的民俗文化、历史和自然的象征，发生在那里的现代神话故事或流传的民间传说张扬的是疗治或救赎、净化和再生的精神。而以《同时代的游戏》为分界线，较之于前期作品中人道主义意义上的疗治、救赎、净化和再生精神，大江此后的作品越来越显现出早在少年时代就接受的鲁迅精神——在绝望中怀着些微希望发出恐怖的呐喊，而且，这种变化着的呐喊越来越具有积极和主动的战斗性。这种战斗性不仅反映在《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愁容童子》等文本中那位堂吉诃德一般的老知识分子身上，同样也反映在文本外的作家本人身上。就在这部小说问世的翌年，时年76岁的大江偕同加藤周一、井上久等贤达组成了九条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以及保守势力试图篡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以为日本复活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扫除障碍。值得欣慰的是，在这次实力悬殊的战斗中，来自森林中的这位愁容童子并不孤独，还有八位还要年长的战友陪同他一同义无返顾地发起冲击。更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九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发出呐喊后，“教授九条会”、“科学家九条会”、“女性九条会”和“宗教者九条会”等声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日本各地出现，相继发出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呐喊。这种呐喊又与大江在《被偷换的孩子》和《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愁容童子》中为人类的和平以及和解所作的祈祷重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交响曲，萦回在所有读者的内心里。

　　大江健三郎（１９３５年——），日本著名文学家。1935年１月３１日，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1941年入大濑国民学校就读，1944年丧父。战争结束后，大江健三郎于1947年进入战后设立的新制中学——大濑中学接受民主主义教育，并以同年5月颁布的新宪法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1955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在渡边一夫教授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并创作剧本《死人无口》和《野兽们的声音》。大江健三郎积极从事文学活动，于1957年5月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奇妙的工作》并获该报“五月祭奖”。著名文艺评论家平野谦在《文艺、时评》上谈到该短篇小说时，认为这是一篇“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作品”。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相继发表了习作《死者的奢华》、《人羊》和《他人的脚》等短篇小说，其中《死者的奢华》被荐为芥川奖候选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该作品显现出作者“异常的才能”。自此，大江健三郎作为学生作家开始崭露头角。1958年又发表了《饲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说，其中《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奖，使得这位学生作家得以与石原慎太郎、开高健和江藤淳等人齐名，同被视为文学新时期的象征和代表；而稍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摘嫩菜打孩子》，则更是决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学旗手的位置上。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学业，从东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其毕业论文为《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同年，作者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和随笔《我们的性的世界》等作品，开始从性意识的角度来观察人生，试图表现都市青年封闭的内心世界。当时，这种尝试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也受到了种种攻击性批评。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长女伊丹缘结婚，积极参加“安保批判之会”和“青年日本之会”的活动，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并因此而与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严重对立。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发表了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虚构性自传体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也于9月开始在《新潮》杂志连载。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具有较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反映出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二十八岁那年，已是成名的作家的大江经历了有生以来最为重大的考验——如何面对头盖骨先天缺损和脑组织外溢的新生婴儿。以这个痛苦经历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说，便是三十年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大江的另一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是其后发表的《万延元的Football》，多重陷哈交集而成的这个书名，象征着大江开始在森林里营建与中心文化相杭衡的根据地。不久后，这个位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缘之所的根据地，被大江用不见官方历史记载的神话以及构造主义、俄罗斯形式主义、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建筑材料，扩建为反国家权力的共同体/马托邦/“村庄=国家=小宇宙”。在此后的《同时代的游戏》、《M/T与森林中的奇异故事》、《致思华年的信》、《燃烧的绿树》、《空翻》、《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二百年的孩子》等作品中，大江数十年间毫不懈怠地复原弱势者被改写、遮蔽甚或抹杀的神话和历史，以与官方书写的不真实历史相抗衡，以为遭到异化的灵魂而祈祷，以向威胁人类和平以及文明进程的邪恶势力发出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