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作为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部小书自写迄至杀青付梓，忽忽已近十载，念之令人感慨不置。个中缘由，一是一直以为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与论文原来的内容有较大距离，二是觉得它难以给出版社带来利润，覆瓮或者是它应有的命运。但每当逢年过节去拜望导师之时，总有一种愧对恩师的感觉。因为当时王运熙老师因平常用功过勤至患目疾已经多年，在我毕业前只能将这十数万字的论文，一字字念给他听，然后再据先生的意见反复修改——这样情形的师生相对，也不知有多少次，才得以改毕。另我在攻博期间，有幸得到中日联合培养的机会，日方导师是爱知大学的中岛敏夫教授。中岛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对中国非常友好《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报道过他的事迹。除留学期间得其无微不至的关照外，我回国后，碰巧中岛老师按爱知大学的规定——连续任教二十年，可以得到一年的学术假期，而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进行自己的课题研究。为了字斟句酌地修改我的论文，中岛先生整整花了近两个月——几占了他在中国六分之一的宝贵时间。后来还专门到上海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会，连日本人最重视的相当于我国春节的“新年”也顾不上过了。近两年有机会到日本短期访问，遇到先生时，感觉也一如在王运熙老师处。此外，这十年来，随着对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深人，越来越感到以往我国的对日研究太多急功近利，从明代所谓的倭患研究再到后来即近、现代的两三次研究高峰，这一情形并未有多大改变。而这与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深入研究是十分不对称的。而要真正理解现实的日本及中日关系，首先要对日本的方方面面进行扎实的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综合的、融会贯通的研究才能达成。又在文化一面，因为两国关系的特殊性，所以需要将两者进行历史的、深入的比较研究才行。古代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时，呈现出自然与人为两种选择的情形。引进中国的典章制度及相应的思想，当然是有意为之。但在审美领域如文学，自然选择的倾向表现得比较明显，即只有符合日本人审美趣味的作品，才能走进日本知识阶层的文化沙龙和精神园地。另外，自然选择还包括由先天条件而来的选择，如由于日本民族语言自身的特点，日本的诗歌只有音数律的限定，而无平厌、叶韵等的要求，这样，和歌不可能成为像中国的律诗那样的诗型，因而他们只能在自己用汉语创作的“汉诗”中来体验诗歌的节律音韵之美，但要自如地以此形式传神地表达大和民族的感情，其实是戛戛乎其难的。本书是以审美为中介，来探讨思想史和文学发展史关系的尝试。既然在古代的中日之间曾有过如此密切的文化关系，那么，将以上尝试所得出的一般结论，与日本文学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在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民族文学的性格的具体情形相观照，也应该是可能、且饶有意味的。在这样的观照中会发现，一些我们自己作为金科玉律的文学理念，一些我们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在他民族却可能适为相反的存在。探讨其中的原因固然重要，但首先接受这样的事实或许更重要，因为它能有助于改变我们某些传统的思维方式，以期更接近文学的真实。十分感谢我所尊敬的学长——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有了他的成人之美的热诚帮助，这本小书终得以付梓，在我也了却了一桩心愿。因系十年前的旧稿，这次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但限于水平及时间，一如当初深感还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在此，期待着大家的批评和教示。最后，除对两位导师表示诚挚的谢意外，同窗郑利华、高克勤、吴兆路、沈波等皆多有帮助，在此也表示由衷的感谢！胡令远壬午于春申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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