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的文学观。1918年12月刊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上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开篇便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实际上是在文学上对中国人的发现和“辟人荒”。人的文学“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但是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还进一步地指出个人与人类（群体）的关系，应以个人为本。这是因为：（1）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犹如树木与森林的关系，要森林茂盛，“非靠备树各自茂盛不可”；（2）“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有关的缘故”，因此“讲人道，爱人类，便必须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所以“人的文学”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个体文化精神的文学呼唤，它表达的是一种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的文学观，并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核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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