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实在不亚于文艺复兴运动之于欧洲。然而,它的发动,并不如我们今天悬想般的轰轰烈烈,勿宁说是静悄悄地进行。《新青年》编辑导演的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就是著名的例子,目的是要弄出响声来,让全社会知道。这是寂寞的。至少,当时处于边缘地带的鲁迅是这么感觉的。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前驱者,或者也因他未能忘怀于往日筹办流产的《新生》杂志的寂寞的悲哀,他终于在黑暗的铁屋子里呐喊起来,但从此,中国便有了首批新型的白话小说。鲁迅自己说过,他的文字有两类,一类是为别人乃至为敌人的,一类是为自己的。依照这种说法,小说当介于两者之间,既有明确表达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方面,也有抒写个人精愫的方面。说到小说创作,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且是要改良这人生。”正是人生,把别人和自己统一到他的小说里来了。然而,鲁迅毕竟是一个属于现代中国的作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偶像破坏者,他可以毁弃传统的一切,却固执地保留了由它孕育的苦难,身为奴隶的屈辱的永久见证。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福克纳的小说里有“古老的声音”那样,在鲁迅的小说中,同样鸣响着这样一个声音,世世代代从未中断的深沉的声音,东方大陆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