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1839—1890），字劫刚，湖南湘乡人，晚清大臣曾国藩的次子。《清史稿》上有传，称他“少负隽才”。从他的《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当时中国在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以后，在列强环伺、中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形势下，应如何吸取西方有价值的东西，以振兴积弱的中国，有一定的认识和见解。他在《伦敦致丁雨生中丞》一函中说：“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愤懑随之。”他自己就努力学习西学，广泛涉猎过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仁学，并能著文介绍推广。他三十二岁才开始学习外文，却能用英辱交谈，以英文写作和核改外交文件，这在当时士大夫鄙夷西学、保守气氛浓厚的环境下，是很不容易的。在他出使期间，除刻苦学习英语、法语外，还广泛了解各国历史和民情风俗，考察其工商各业，研究国际公法，以求通过外交途径，努力维护国家权益，希望学习西方的长处，致国家于富强。所有这些，都在他的《遗集》里有所反映，也都说明他后来在外交上取得成就，决不是偶然的。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他的这部传世不多的《遗集》，校点出版。他曾任出使英、法大臣，后又兼任使俄大臣，前后共计八年之久（1878—1885）。在此期间，他经办的最大一件事，是为收回伊犁而与俄国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清光绪七年正月）改订新约，以代替崇厚原来所订的《还付伊犁条约》。原约规定将伊犁地区南境特克斯河两岸地区割让给沙皇俄国；偿付军费五百万卢布；俄商不但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可以免税，而且还能通过西北地区到天津、汉口等地贸易；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曾纪泽使俄后，同俄国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谈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经过艰难曲折的复杂斗争，终于重订新约，对俄赔款增至九百万卢布；争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两岸宽二百余里、长四百里的广大地区。这段地区是伊犁的屏障，曾纪泽特以全力争之，但经过争辩，仍不得不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广大地区，以交换被俄所侵占的伊犁；原约所给予俄国的贸易权利也规定了某些限制。虽然新约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外交史上，这种“虎口索食”的斗争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却是绝无仅有的事。虽然俄国的同意改约，主要是由于俄土战争刚结束不久，不想又挑起新的战争；同时英俄间的矛盾很尖锐，俄国不想在这地区加剧同英国的对抗；加以左宗棠的大军迅速收复新疆，为了表示抗俄的决心，他在出嘉峪关向哈密进发的行军路上，带上一口棺材，决心去和侵略者拼命，也使沙俄政府不敢过分坚持。但是，尽管有这些原因，曾纪泽从“替国家保全大局”出发，折冲樽俎，据理力争，不为所屈，也是促使沙俄同意改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谈判过程中，他遇到的对手是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外交部顾问热梅尼和驻华公使布策。开始格尔斯面冷词横，拒绝谈判，曾纪泽从容应付，主动拟就改订新约的六条“节略”，送到俄国外交部。格尔斯看后吼道：“如此，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后来向热梅尼催问俄方的答复时，对方竟然声称沙皇将命海军大臣会同驻北京俄使向清廷提出最后警告，以战争相威胁，还公然要他申明永远不索伊犁，被曾纪泽严词拒绝，并指出：倘两国不幸有失和好之事，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说得热梅尼哑口无言。后来他们又提出俄国因“遣船备边”费去卢布一千二百万元，要求中国赔偿。曾纪泽问他们：双方既未打仗，何来兵费？对方声称：如不答应，则俄正欲一战。曾纪泽说：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最后沙俄外交部也只得送来节略一件，提出同意在七个方面改订原约。曾纪泽一面电告国内，一面与布策先行商议法文约稿，逐日争辩，细意推敲，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不肯苟且之意。在清政府命其照约签字之后，又过了半个月，他才把法文约稿议定，心思极为周密。条约签字后，格尔斯对曾的才智赞扬不置，说他“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说明他确是一个俊异杰出的外交人才。《曾纪泽集》原名《曾惠敏公遗集》，共十七卷，其中奏疏六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日记二卷。曾纪泽死于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四年之后，到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他的这部《遗集》就由江南制造总局刊印出来了，应该说保存的资料是比较完整的。曾纪泽去世时还只有五十一岁，因此《遗集》包含的时间不长。他一生的主要事迹是被派充出使英、法、俄大臣，和沙俄改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因此《遗集》涉及的方面也不广。但他的大部分奏疏、日记和文集中的一部分有关外交的书信，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上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条约的改订等，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文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时的习作和应酬的文字，价值不大，其中有些篇章如《祭文正公文》以及颂其叔父曾国荃五十、六十的《寿诗序》等，美化了曾国藩、曾国荃等人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残酷镇压，是应该批判的。但文集中还有一些篇章如《（几何原本）序》、《（文法举隅）序》和《（西学述略）序》等，文字简明扼要，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他指出西方的几何学优于中国的“九章”，西方的科学技术“学成而精至者”，“大抵撼风雷而揭日月，夺造化而疑鬼神”，令人不可思议。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坚决反对“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的顽固保守态度。在当时，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是十分可贵的。其《文集》卷一，各篇后有其父曾国藩的批语，曾氏为古文大家，其批语指出文章得失，言简意赅，值得一读。在曾纪泽的一些私人函牍中，还常常表现出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对当事者们的畏敌如虎、怯懦无能，表示极大的愤慨。在中法战争前后，淮系党徒李凤苞充任驻法公使，在巴黎求和，出卖越南，虽然陆战取得了胜利，李鸿章反而与法国侵略者订立了不平等条约，承认越南为法的保护国。他在《伦敦禀九叔父》一函中说自己是“一腔愤血，寝馈难安”。在其他很多函牍中，他都表现出一片爱国热忱，与李鸿章等人的态度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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