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古有今，是一个历史意识深厚，典籍浩瀚的民族，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提出了文明的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六十六年的变化，让我们不断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再认识，再思考。“中国”应是体现中华文明的政治概念，没有五千年的历史传统，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和政治中国必须以文化中国为基础才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生命力及“协和万邦”的说服力。《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和宋明儒学“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宗教情怀，都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展现。我们从事经学研究的读书人，本着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原则，对这份人类的共同遗产进行保管、整理、修缮、解释、发展和弘扬的工作，是为了“自立”也是为了“立人”。儒家传统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结了不解之缘。排斥、摆脱或扬弃儒家传统，重新塑造中国文化的新认同是五四运动时代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他们在意识层面极力引进自由、人权、科学、民主等现代西方理念，但是，这些反传统的知识精英又都是自尊自重的爱国主义者，在他们潜意识层的心灵积习中弥漫着儒家文化的因素，因此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以西学为国学。作为当时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关切政治，参与杜会，注重文化。他们的生命形态、价值取向和儒家传统的“弘毅之土”一脉相承，因此他们不能否定儒家的理想人格，也无法离开儒家的意义世界。不必讳言，他们在“诋孔反儒”的前提下，塑造了现代学术的规模，提出了新问题，发现了新材科，开拓了新视野。可是，他们所耕耘的国学田地虽然以精巧细致的专论著称，但缺乏“上下与天地合流”的刚健之气，没有篇当时“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大潮提供参照。经学研究有深刻的政治含义，也有实用价值。但经学研究本身即是目的，应该有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既然经学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课题，支持大批学人从事经学研究应是学术界的基本承诺。是否有成效，应根据严格的学术标准，不应搀杂非学术的考虑。不过经学研究者，特别是经学研究的领导，应有深造自得的体悟和高瞻远瞩的视野，也应关心时代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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