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甚少的《东林书院志》得以整理出版，使这部重要历史文献延续了生命力，这对文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来说，确是一件可喜的事，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明末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东林书院又因东林党人而蜚声海内外。当时，无锡东林书院既是全国著名的教育机构，又是倾动朝野的政治讲台。在明末数十年时间里，东林书院的一堂师友，站在历史变革的潮头，“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他们前仆后继，“反对皇室、宦官、勋戚、权臣的倒行逆施、巧取豪夺，坚决要求实行开明政治，破格选用治国之干才，主张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限制勋贵们的土地兼并，反对税使、矿盐的苛重剥削与压迫”。他们慷慨赴义，与擅权误国的阉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一场正义与邪恶、革新与腐败决战的可歌可泣的一页。为此东林书院不但成为全国政治目光的焦点，同时也成为东林党人心目中的圣地，士子们一时竟以“躬登丽泽之堂，入依庸之室”为荣。东林书院早年由北宋杨时（号龟山）所创办，原名龟山书院，至明末顾宪成、高攀龙重建书院时已历４００余年，书院历史积淀十分丰厚。但《东林书院志》的成书过程则历经了许多曲折。明万历年间，刘元珍遵顾宪成之嘱编纂了书院志，高攀龙为其撰写序言。这是《东林书院志》的第一个稿本。天启年间，政治风云突变，东林党人遭到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残酷迫害，修志遭遇挫折。明末，严珏经历了“沧桑陵谷之变，而又穷搜往牒，肃咨方闻，于是东林之详始粲以析，因为仇订原稿，附益成书”。这是历史上的第二稿，共二卷，内容十分简略。该书于康熙年间刻印，流传极少。不久，高攀龙的侄子高汇旃又在严珏稿本之后加刻续卷，当时无锡知县吴兴祚为其作序，是为第三稿。清雍正三年，河南刁承祖出任江苏按察使，不久即到无锡瞻拜东林书院。雍正十年，刁承祖“观察三吴，念东林志乘残缺，欲增辑，为正学光。而邑侯胡公留心斯道，适有同志”。于是将编纂事宜商托高汇旃的孙子高柱、高隆兄弟。高柱又将此事传交儿子高廷珍及侄子高陛，“共任校仇之役而折衷于许乡三先生”。这已是《东林书院志》的第四稿，许献（乡三）、高廷珍、高陛为主要编撰者。新志增加了许多内容，“罗列东林兴废之大概，诸贤卫道之钜功，为之志传记，辑遗规。东林之志始详且析”。经过６个月的搜采群书、考订研究，编成《东林书院志》２２卷。金匮知县胡慎、苏州布政使刁承祖、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张师载，都为刻印该书而捐俸。其间，正值雍正帝下令各省督抚恢复书院。《东林书院志》的编辑刻印恰逢其时，书印成于雍正十一年。乾隆后很长时间内，《东林书院志》没有重修，原有印本流传日稀。咸丰末年，“志板久佚，而印本流布，未乱以前一二藏书家多有之”。太平军起，“邑中藏书皆为煨烬”。清人赵启在重刻《东林书院志》题跋时辛酸地写道，好不容易在书铺购到一部，到光绪七年才得以重新翻刻。光绪刻本完全照雍正本翻刻而成。由于文献稀缺，“其原书残缺处，不敢臆补，悉仍其旧”。这时相距第一次刻印已１２０年了。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北京琉璃厂书店，《东林书院志》仍是稀见之书，即使是光绪刻本，书贾也往往居为奇货。《东林书院志》雍正本吸取了前面３个本子的成果，又补充了包括清初至雍正初年的材料，使该志有了当时最大的时间跨度，包容了自宋至清雍正年间有关东林书院的史事材料和人物传记。明史专家谢国桢称“是书体例，颇有法度，搜求亦富”。全书完整有序地保存了东林书院的历史资料，充分表达了东林书院创建者和承继者远宗孔孟之道，近守程朱理学，使伊洛之光，昌明于世的意愿。《东林书院志》作为重要的地方文献，自１８８１年重刻刊印，距今又有１２０多年了。百年来的多次战祸、动乱，使《东林书院志》存世数量日减，又经“文革”洗劫，无锡仅剩１０部左右。这次标点整理出版，延续了一部重要历史文献的生命，以免日后有文献无征之叹。《东林书院志》在无锡众多的地方文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全书２２卷，涵盖了“建置”、“院规”、“会语”、“列传”、“祀典”、“公移”、“文翰”、“典守”、“著述”、“轶事”等１０个方面，存有闪光的思想成果、可贵的人物传记、完整的礼仪制度载录、重要的官府文件、代表人物的著作手记，是一部难得的内容极为丰富的古代书院专志，书院志把一个地方古迹的内涵细化得非常具体。今天东林书院的修复过程中，书院志成为十分可靠的文献依据。一些在地面已经消失的文物建筑，根据书院志的记载得以复原。至于书中记载的一些仪规，更为我们恢复书院的一些动态陈列，提供了准确的参照。无锡位于太湖之滨，自古人文荟萃，俊彦辈出。无锡又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在近现代史上又素以民族工商业和乡镇工业发达著称。丰富的历史典籍，是这个城市的精神家园。今天《东林书院志》的标点整理出版，不仅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无锡的文化底蕴，也有力地说明了无锡在历史上一个较长时期的文化辐射及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锡这个城市这方面的缺憾。在改革不断深化，反腐倡廉成为社会发展成败关键的今天，《东林书院志》的整理出版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东林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官清廉。明季朝政已到了“政以贿成”的地步。面对腐败，东林党人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对于贪官坚决揭露，主张按律治罪。对于各项弊政，要求坚决革除。凡正俸以外的“羡馀”或上缴或救灾，或资助教育，决不入私囊。许多东林党人为官离任后都能安贫乐道，这个“道”不是别的，是一种信念。东林党人受到人民的拥护绝不是偶然的。东林党人所以会有这样的信念，与书院的讲学是分不开的。讲学把从哲学角度阐述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醇化为建立个人优秀品质的信念。东林党人在几百年前就懂得信念对为官的重要，提出了要做官，先做人，这是了不起的。有了坚强信念，为官清廉是起码的事，就会不计个人名利，不计生死安危，一切以社稷为重，哪怕皇上错了，也敢批评。正因为这样，在明末腥风血雨的政治风暴中，东林党人义无反顾，为了国家、百姓的利益、民族的生存，用生命和鲜血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答卷。东林党人的信念，对我们今天的现实，也是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的。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借鉴前人的经验，使今天更灿烂、明天更辉煌。今天，标点整理出版《东林书院志》，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加清晰地了解历史上的无锡，看先贤们如何学习、如何奋斗、如何反对腐败，以激励一代又一代志士弘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爱国精神，标举高攀龙倡导的“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的学用一致的学风，保持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把无锡建设得更加富庶、民主、文明。（注：此文系无锡市老领导陈璧显同志为最近重新标点整理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东林书院志》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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