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作者着重把全球化当作一种分析框架进行考察。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一个极其重要的、客观的事实和趋势出发，强调确立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应当成为我们观察、思考和解决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问题时的重要前提。书中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角色的新变化、公共管理的转型与发展、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角色的新变化、公共管理的转型与发展、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角色的新变化、公共管理的转型与发展、全球文化变革、社会主义思潮的变动以及反全球化运动所作的考察，都试图验证全球化分析框架的解释力及其限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作者论辨全球化分析框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我在指出全球化与中国的问题首先是个时间问题，我们要在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高度上认识中国参与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在全球化时代扬弃资本主义、解决全球必问题的社会主义必须取得一种新的形态。我们既要敢于融入全球化，又要善于融入全球化；以“回应与创新”的新模式取代“挑战与回应”的旧模块。在本书写作的后期，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这场人类历史上首次电视直播的战争，把全球化时代的诸多重大总是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如诸多电视节目评论人所指出，交战双方并不处在同一时代。在编年史时间中，伊拉克人与美国人无疑是同时代人。但就社会发展水平而言，他们又不是同时代人。伊拉克的武器装备属于前工业化、半工业化时期，而美国则属于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然而，如同人们不会简单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削弱就意味着遭到“侵略”，人们也不会简单到认为美国的高科技飞机、坦克正在给伊拉克人民送去“自由”和“解放”。可以认为，伊拉克战争极其鲜明地突出了全球化及其变种美国化与民族国家主权问之间、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普遍性与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求解这样的问题，是对全球化时代人类勇气和智慧的一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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