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大学法学院100同年纪念,严格说来是北大――同时也是中国――正式设立现代法学教育100周年,我们编选了这部法学院文存,作为一个纪念、应当感谢渚多老师的配合,也感谢赵焕老师为此书所作的诸多编辑工作÷文存的编选应当说是颇费了一番心思+从道理上说,而且我们的本意,都是想编选一部现在和曾在北大任教的教员的文选。但这项工作实在是太难了,首先是由于百年来的社会动荡和变迁,许多资料如今都不完整了;其次,百年来教员的人事变动很大,也曾有多次院校的合并和分立,因此谁是谁不是在北大任教的教员不但很难确定,有时甚至难免遗漏、第三,即使这都不是问题,我们也很难确定一篇论文是否是作者在北大任教期间撰写的,而如果放弃或放宽这个界限,那恐怕就得把全国各地许多法学院教员甚至律师、法官、检察官的论文都收入,这不但是一部纪念文集无法做到的,而且,也说不定还会有人说北大法学院今天在“拉大旗当虎皮”。第四,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一些最好和最重要的论文――无论是学术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的――收集起来,令其足以反映北大法学院(系)的100年历史+但这就不是一般的难,而是特别的难,因为“重要”和“好”,都是相对于时代、情境和当时学科发展而言的,而不是绝对的、唯质主义的;汝学,作为一门更重视实践的学科,不仅有许多部门法分支,而且至今也不如同自然科学或诸如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学术范式可以用来对法学著述作出统一的学术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