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学在我国研究的高潮有两个时期：一是清末民初，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这两个时期都是社会聚变时期，其中的主旋律都是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个国家需要发展与繁荣市场时，就会想到商法，而西方社会的发展也印证了只有重视法律，尤其是商法的构建，整个国家才能够强盛，人们的生活才能够富足。细数起来，商法自清末进入我国并为民众所知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但和同时期进入我国的民法比较起来，商法的命运却没有那么幸运。当民法学界已经有人在高喊“民法帝国主义”口号的时候，商法学者对商法却困惑重重：“一方面我们在念叨着商法，但却不定商法为何物；一方面我们在呼喊着商法的理论和学说，但却说不清商法的概念和范围。面对着古老成熟的民法，商法的位置在哪里？”在政府与学界的推动下，民法典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着，几年之内，民法典可能就会出台。但是商法典的制定却还不现实。对于未来商事法律制度的定位，学者们分歧虽然很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民商合一是理想的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对商法独立性的认识。我国商法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商法学在我国发展的阻碍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阻碍是商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太薄弱。商法学研究的困境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商法与商事交易实践联系紧密，离开实践，商法的研究无法展开。就像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商法起源于商事交易习惯与惯例，不像民法那样起源于罗马法，它是一门实践性法学，从一开始就没有完整的理论”。第二，商法学研究的资料较少，即使有一些资料，由于商法具有易变性，因此以往的资料不一定就能用在现今的研究上。第三，与民法比较起来，商法的研究具有开放性。商法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要精深地理解商法，上述学科的知识养料都得吸收。商法总论作为商法制度的总纲，是德国学者所说的“提取公因式”的结果。由于商法总论的抽象性，往往使研究者望而却步。樊涛与王延川两位商法学新秀抱着“啃硬骨头”的精神，经过艰苦的努力，完成了本作品。本著作出版在即，两位作者找到我，希望我能为他们的新书做序，我欣然答应。通览这部著作，虽然有些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我认为其中不乏新意。第一，作者有一种大境界。比如第一部分绪论，作者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商法在西方社会得以产生、发展的原因，作者试图通过对西方社会商法成长的背景因素的探讨，引发我们的深思：到底我们国家是否具备西方社会商法成长的诸多因素，在目前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下，我们商法学者能做什么？第二，作者有着实证主义的研究精神。比如第三章商法与民法，在倡导我国应该实行民商分立体制时，作者以大量的例子来说明民商分立体制事实上所具有的各种优势：就微观而言，首先对民商分立的倡导可以起到补足法律规定的疏漏的作用；其次，民商分立可以使商法的具体规定实现统一；最后，民商分立有利于法律的修改以及保持民法规范的稳定性。就宏观而言，商法典通常是立足于对商人的保护而设，商法典可以说是商人行商之宪章，因此，民商分立体制可以起到倡导商业与发展市场经济的良好效果。第三，该著作的内容有一定的深度，其研究方法也具有开放性。比如商法方法一节，作者在适用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方法对商法的诸多方法作多维度的探析，力求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研究成果的科学性。第四，作者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态度。比如第六章到第十章的内容，作者对我国目前的商事法律制度的现状进行反思，指出其不足，并为未来我国的商事立法作制度上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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