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将修订前后的文本稍作比较，就可以发现本次修订幅度之大，原公司法230个条文只有14个条文未被废改而得以维持。本次修订，不仅表现为新增了若干重要制度，例如，一人公司、公司人格否认、强制司法解散、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股东派生诉讼，等等；也表现为修改了许多制度，例如，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扩大了公司的担保能力和借贷能力、减少了合并、分立的限制条件，等等；还表现为废止了个别制度，例如，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须经行政审批的制度、法定公益金制度，等等；而且。更值得高度重视的修订则是公司法增加了许多任意性规范，突出地表现为对公司章程功能的强化。这首先体现在《公司法》修订后，公司“章程”一词由原来的55处增至82处；其次，相比修订前的公司法而言，本次修订将许多原属于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事项委任公司章程规定，这些事项涉及到公司设立、资本制度、股东权的配置、公司治理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地赋予公司更大的自治空间，例如第13条、第28条、第43条、第72条、第76条、第82条、第84条、第105条、第106条、第118条、第120条、第142条、第167条等。同时，经过本次修订，公司法更加富有可诉性。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增加、可诉性的增强，一方面，意味着投资者可能得到更大的投资自由、公司可能取得更多的经营自治、股东和债权人可能获得更多的司法救济，但另一方面，任意性规范实质上对当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只有得到准确理解并恰当运用，公司立法的宗旨以及本次修法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公司法的法制功能才能得到发挥。为此，我们立足于公司法理和公司实践等角度，从立法目的、原理精解、典型案例、运用指南等四个方面，力求准确地解读每一条文。毫无疑问，修订后的公司法无疑给公司法学理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对于公司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如何处理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协调与冲突，如何认识股东权的司法救济与诉权的必要限制，等等。可以断言，公司法的本次修订是外国公司法学进步的结果和标志，新公司法的实施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公司法学的繁荣和公司司法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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