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新政

　　1844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炮声初息，惊魂甫定的清王朝正在为”万年和约”而换来的边陲义安倍感庆幸，12年后到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显得那么突如其来。祸根是清政府协同侵略者一起埋下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其中1844年，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清廷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条约中有这么一条：“至各口岸，隋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法《黄埔条约》中也有类似款项。谁也没有想到，12年后，西方列强真的来要求”修约”了，更让清政府始科不及的是：更大的灾难已经降临。尤其是英国，是列强中”修约”的热心者，但中英之间的3个条约中没有12年后修约的内容，所以它挖空心思，终于在《虎门条约》里找到这样一句：“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国人一体均沾。”这就成了不成依据的依据。于是英国与法国、美国联手，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要求。掌管中国主权的是年轻的咸丰皇帝，有着传统的抵拒西人的思想，他在上谕中布置对策：据理开导，以“绝其觊觎之心”，“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并且规定只准常驻广州酌钦差大臣一人办理夷务，这种手段叫“羁縻”。英、法、美三国的无理要求事实上已被清政府所拒绝，文的不行来武的。1856年2月，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战争的借口，用大炮轰击广州，终因兵力不足撤出广州。第二年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与法国政府共同行动。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600余人在珠江集结，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参与了合谋侵华的卑劣行动。叶名琛是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对外事务的两广总督，面对联军的入侵，”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奉行”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政策，不能不说这种政策是空前绝后的，在19世纪的中国，这确实有其深刻的历史韵味。他的”雪大耻、尊国体”之心与林则徐相近，但其”手一卷书危坐，笑而遣之”的心境背后，却是中国与西方之间惊人的历史差距。次年春，英法联军北上攻陷了大沽，兵临天津。惊慌失措的咸丰帝屈服于武力，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有：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南京等11个城市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对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对法国赔款银200万两等。《天津条约》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众多的条款中尤其令咸丰帝不满的是外国公使驻京一条，因为他最舍不得丢弃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国土，而是中国帝王在洋人面前的固有颜面。于是他派桂良去进行交涉，宁愿以免除关税来撤换公使驻京等条款，西方列强不仅不同意，并且还坚持要在北京换约。1859年，战事因换约再起。第二年，联军侵入北京，6月22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及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留下其弟弟恭亲王奕沂负责议和。在更为苛刻的条件下，中国同英、法、俄三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还增加了增开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准许华工出国等条款，向英、法赔款银亦各增至800万两。与此同时，俄国则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吞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场空前的浩劫，时人称之为”庚申之变”，比起20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浑浑噩噩的天朝旧梦即将结束。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这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自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再不发愤图强，“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与此同时，处在太平天国起义风暴震撼和西方列强侵夺讹诈双重挤压之间的清朝统治者，更有朝不虑夕、岌岌可危的切肤痛感，也在作调整策略的思考，以求从根本上应付这个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摆脱内外交困、江河日下的统治危机，在这场变局中，居于中央统治阶层的奕沂、文祥、桂良因谈判而同侵略者频繁交往，地方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西方人也有广泛接触．在这种交往与接触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大体相似的一种主张，即只有通过引进效法西方的船炮技术和一些先进的工艺以增强军事与经济实力，才能有效地掌握平内乱御外侮的主动权，从而达到确保清朝统治的目的。这样一批思想相近的人们，时人称之为洋务派；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所倡导的一系列学习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创办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军事、民用工业的洋务事业，称之为洋务运动。可以看出，洋务派的产生是炮口下两次震撼的产物，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触及中国遥远的边陲，而且它实实在在地把恐惧与灾难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使夷夏之防完全崩溃了。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的人和事，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因为夷夏属于不同的文化层次，所以该称谓逐渐内化为一种文化不平等的鸿沟。明清之际，欧洲人远渡重洋而来，“夷”的范围扩展了，这些氨基那人也被称为夷，如“红毛夷”、“白夷”等，他们所带来的东西往往在前面加上一个“洋”字，如“洋元”、“洋药”等等。这些称谓背后则反映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天朝大国的传统观念。西方人早已察觉到“火”背后的深刻内涵，提出”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结果是《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等条约、照会中没有再出现”夷”字。但在清朝内部官方文件和私家著述中，”夷务”等字样比比皆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才正式作了明白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题书“夷”字。这种从夷到洋使用上的转变，体现了一种中国传统观念上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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