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难道听任社会科学将文学经验，人们与爱情的经验一起造就的最高经验，简化为对我们娱乐的探索，而无视我们的生活意义？”这样的句子，不过是从为文学和文化辩护的无年代无作者的无数证词中提取的一个而已，它肯定会激起某种愤怒的喜悦，此种愤怒的喜悦是正统思想的陈词滥调令福楼拜感受到的。关于对书的学术崇拜或对堪称丰富“布法尔一白居榭式选集”的海德格尔一赫尔德林式启示的学术崇拜，参见这些“老掉牙”的说法（公式是雷蒙·格诺的）：“读书，首先是摆脱自己，以及自己的世界”；“没有书的拯救，再也不可能活在世上”；“在文学上，本质昭然若揭，它与自身的真实一起，并在真实中呈现，如同显现出来的真实本身？”倘若我觉得一开始就有必要提及这些枯燥的论题，诸如艺术与生活、独特与平凡，文学与科学，能确立法则但丧失“经验的独特性”的（社会）科学和不建立法则但“总是以个体绝对的特性对待个体”的文学，这是因为，这些论题无限地被学术的礼拜仪式再生产出来，且以这个仪式为目的，它们铭刻在所有被学院培育出来的精神中：这些论题起过滤器或屏幕的作用，总是它们阻碍或扰乱对书和阅读的科学分析的理解。对文学自主的要求，在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中得到了典型体现，这是否意味着文学文本的阅读必定是文学的？科学分析真该被斥为破坏了构成文学作品和阅读独特性的东西，而且首先破坏了美学乐趣？社会学家注定要落入相对主义，价值的平均化，贬低伟大，破坏总是独一无二的“创造者”的独特性？这难道是因为他与大多数、平均数、中等、进而与平庸、次等、平民、许多默默无闻的被埋没的小作者有牵连，与最令这个时代的“创造者”厌恶的内容与背景、“对象”与外文本，即文学的外在有牵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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