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修纂维系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和信念。在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有发展，有战乱；有平庸，有睿智；有邪佞，有公廉，方方面面都汇入民族历史之中。发展受到颂扬，文景之治、观之治、康乾盛世得到广泛认同和褒扬，树立为民族发展的阶段性的楷模。乱世则遭到口诛笔伐，批判为危害民族的灾祸。七国之乱、八王叛乱、安史之乱、三藩之乱无一例外地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成为祸国殃民的典型例证。在长达数千年的传统凝结中，形成了民族公认的价值评判体系，也引导了民众的意识行为取向。其中最为突出的民族价值取向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公意识，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社会的奉献，强调个人应该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强化个人为国家民族的贡献意识。其二是对民族国家大一统的强烈诉求，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维系一统，削平割据，即便是通过战争手段，也会得到历史的认同。分疆裂土，挑战中央权威，即使是逼迫之下的无奈之举，历史的记载也会书写上责难的言辞。中华民族强调传统和继承，历史的修纂和书写就表露无疑地承担着这种传统与文明的承接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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