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效率与制度变迁（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公社制度研究）

　　本书以村庄调查为基础，对1980年至1999年崖口村的公社制度及其变迁机制进行了深入描述和研究。崖口村属中山市南莨镇管辖，濒临珠江口伶订洋，同香港、澳门隔海相望。该村有人口三千余人，土地面积约36平方公里，有广阔的沿海滩涂，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在人民公社时期，该村是一个生产大队，自1980年以来仍坚持公社化体制，迄今依然采用生产队种田，大队统一核算，集体收入实行按劳分配。在这二十年间，这个村庄的公社制度也受到外部市场经济的冲击。目前，大部分村民已经离开了大队到市场上就业，大队集体经营的范围也大为收缩，原来由大队直接经营的工厂、果园、养殖场已逐步转为出租经营；但是，村庄的三千亩稻田则坚持要用生产队这种方式来耕种，而集体资源和资产的出租收入也必须纳入大队内部按劳分配。可以说，崖口大队用一只手将一部分资源拿到市场上出租，同时又将赚来的钱交给另一只手用于支持大队内部的集体生产和按劳分配。这就产生了二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崖口村要花巨大的代价来保留这种效率高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分配制度？崖口村又如何能够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将这种公社化体制坚持下来？研究表明，崖口村这样做，不是出于单纯的损益计算，而有它希望达到的目标和追求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公社制度的背后，存在着一套特殊的信念和理想，我们把这套信念概括为“保护弱者，按劳分配”。这套信念主要由村党支部书记陆汉满所倡导，得到了大多数干部和社员的支持，并且成为崖口公社制度的精神，即公社制度所要实现的目标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在陆汉满看来，劳动能力弱的人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找到一碗饭吃，这就需要将他们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力量为这些人提供帮助。但帮助的办法不是把钱直接分给他们，而是为他们提供劳动的机会，按劳动分享集体的收入，所谓按劳分配。所以，“保护弱者，按劳分配”这两个原则是不能分开的。“保护弱者”是公社制度的目标，“按劳分配”则是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采用的手段。崖口公社制度即是这一信念和社会理想的具体化，崖口大队的各项主要制度安排都可以在这一信念和社会理想中找到存在的原因。比如，要实现“保护弱者，按劳分配”，村庄内部就必须保留“大队”（或日村庄公社）这种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大队内部还要保留一个受大队直接控制的集体生产部门，才能为那些愿意依靠村庄集体的人安排工作岗位，也才能把村庄的集体收入都纳入大队内部按劳分配。崖口大队和它下属的十三个生产队能够存在至今，其原因正在于此；同样，1985年以后崖口大队先后将养鱼塘、养殖场和工厂出租出去，也是为了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更有效地实现“保护弱者，按劳分配”，使得按劳分配的收入水平不至于同市场工资相差过大。当然，崖口把集体资源和集体资产的出租收入不平均分给村民，而是纳入大队范围内进行分配，更是为了实现“按劳分配”。“保护弱者，按劳分配”这种社会理想能够在崖口村扎下根来，变成崖口公社制度的精神，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说，崖口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它的外部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因而能够通过资源出租或出售，从外部市场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支持大队和生产队的运作。这是中国其他村庄很难相比的。而且，沿海滩涂在崖口的自然资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争取和保护开发滩涂的权益，崖口人必须保持集体经济的凝聚力。从主观方面说，首先是陆汉满的信念和道德声望与政治影响力，使得公社制度的精神具有活的生命力，公社制度也有了推动的力量。其次，陆汉满通过培养党员和选拔大队管委会成员，在崖口建立了一个支持公社精神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在崖口村居于主导地位，它构成公社制度的政治基础。第三，1980年以后，珠江三角洲向市场经济转轨，这给村民们带来了失业风险，而政府又把村民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故村民希望在村庄范围内生产“互助与保障”这种公共产品。在这个案例中，决定制度安排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村庄共同体所奉行的主流信念、外部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表现为市场工资的上涨）和制度安排中的交易费用。前一个因素决定了所选择制度安排之基本特征，后两个因素影响到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和制度变迁。在崖口村，陆汉满等人为了实现“保护弱者，按劳分配”这一社会理想，必须在大队内部坚持集体经营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外部市场工资不断上涨，使得大队内部按劳分配的收入水平同市场工资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大队只有不断收缩集体经营的范围，将一部分集体资产改为出租经营，用出租收入弥补大队收入分配之不足，这就带来了公社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大队的规模和公社制度的覆盖范围同步缩小，在公社制度的外围逐步引入一套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大队在经济上也越来越依赖于外围制度安排所提供的租金收入。然而，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种市场化改革有一条底线，改革不能动摇公社制度在大队的核心地位。因此，大队至少要保留一项集体资产作为集体经营，否则，“保护弱者，按劳分配”这一公社精神无法实现。这是崖口大队坚持要用生产队这种组织形式耕种三千亩稻田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外部市场经济竞争的压力之下，大队将选择何种资产转为出租经营，何种资产保留集体经营，则依交易费用的高低作取舍。一般而言，大队优先选择在集体经营之下管理成本较高的资产转为出租经营。总之，崖口大队在其内部坚持采用公社化制度的原因，是为了实现“保护弱者，按劳分配”这一制度精神；在这一制度精神之下，均衡的制度安排则由外部的竞争状况和内部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行为所决定。本书即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逻辑作进一步的展开，并丑建立了一个分析制度问题的综合模型，名之为“人本主义制度经济学”。人本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以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作为行为假设的基础，强调人们具有追求人生价值和人生目标的动机，这一动机将引导人们建立（或接受）一套特殊的人生信念和社会理想。人本主义的制度经济学还继承了托克维尔、韦伯、梁启超、钱穆等人的思想传统，从某个社会在特定时期居于主流地位的信念和理想（即制度精神）出发，去研究该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形成原因、和演变方向。当我们在某种特殊的制度精神之下，研究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时，则借助于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人们会寻求以最低的成本（或者说最小的代价）来实现这种制度精神，也就是努力使得制度安排包含的交易费用达到最小化。人本主义制度经济学同新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在于，新制度经济学以人追求效率（或利益）最大化为基础，认为制度安排是人们出于效率（或利益）的目的而创建的；人本主义制度经济学则以人们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为基础，对效率（或利益）的追求服从于对价值目标的追求。而且，人本主义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制度不过是人们实现某种特殊的人生信念和社会理想的工具，只有在此前提之下，人们才会考虑如何用有效率的办法来实现这种信念和理想。

　　曹正汉，男，1963年1月生，江西都昌人，现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曹正汉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制度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擅长于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当代制度变迁，在《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管理世界》及其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著作《信念，效率与制度变迁》（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