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册 增订本）

　　本书深入系统的分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传人的历史，根据大量史料、经过认真详实的考证，总结出佛教思想传人中国的思想演变。该书特别注意阐述外来印度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中国从依附于中土文化，而由于文化之不同而发生矛盾和融合，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此书规模之恢宏，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经典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自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至今已有在我国（包括台湾地区）各大出版社出版过十余种版本。这次出版的该书是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用彤全集》第一卷为底本，并附有用彤先生与胡适先生讨论佛教传人我国历史的信函。同时还收入了用彤先生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四十余本《读书杂记》和《佛教史料杂抄》中的部分资料摘抄和有关讲授“中国佛教史”的提纲等，这些都是首次与读者见面。《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共十六章，深入系统的分析了这一时期印度佛教传人的历史，根据大量史料、经过认真详实的考证，总结出佛教思想传人中国的思想演变。该书特别注意阐述外来印度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中国从依附于中土文化，而由于文化之不同而发生矛盾和融合，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用彤先生这部著作对当时在中国流传的佛教思想的各种理论如般若学、涅槃学等等所作了深入的分析，为学术界十分重视。该书有关“《四十二章经》的考证”、“《太平经》与佛教”、“摄山三论宗之考证”以及佛经的翻译及其流传都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所以季羡林先生在《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的“序言”中说：“此书于1938年问世，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宏，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声称扬的。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经典著作，它将永发光芒。”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也说：“写中国哲学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晋以来几百年佛学在中国的发展，许多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写到这一时期，就碰到礁石，然而这一难关却被汤用彤先生打通了。……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胡适先生对此书评价说：“此书甚好。锡予（按：用彤先生字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最为权感之作。”（《胡适日记》，见《胡适全集》第32卷，第609页）。

　　汤用彤（1893年-1964年）字锡予，湖北黄梅人，生于甘肃通渭。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汤用彤先生对中国佛教史的梳理，对魏晋玄学的开掘，为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的确立打通了难关，受到国内外汉学，佛学研究学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书中许多论点被视为不刊之论。先生自谓“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其对佛教文化的钟爱与故乡浓厚的宗教气息或不无关联。用彤先生父亲汤霖，字雨三，为光绪十五年进士，平生致力于汉学，对用彤先生之影响很大。1908年就学于北京顺天学堂，接受新式教育。1911年入清华学校，1917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并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期间，由于才学出众，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1922年回国，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1925年任系主任。1926年因东大学潮，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27年再回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1931年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自1934年起任系主任；1938年任北大参与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5年代理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1月被推选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1951年10月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直至1964年病逝。汤用彤先生对中国佛教史的梳理，对魏晋玄学的开掘为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的确立打通了难关，受到国内外汉学，佛学研究学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书中许多论点被视为不刊之论。先生自谓“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其对佛教文化的钟爱与故乡浓厚的宗教气息或不无关联。相关图书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中国评书艺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