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曾经在阿尔及利亚长期生活过并也取得了重要的经验，当时他对地中海国家有关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成果，应该说，他在1935年之前对史学的认识已经开始有了变化。巴西的经历只是使他的学术思想变化更加深刻和更加彻底。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学术思想发生变化，从传统的史学观转变到经济一社会新史学观，正是发生在1927一1935年之间。这个转变是在1934年年底和1935年年初完成的，当他在拉古萨档案里第一次发现了整个“16世纪的经济地中海”，也就是说，他发现了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地中海地区国家之间所有的外交伎俩，政治或者结盟形式下，掩盖着商品的买卖以及货币和财政的流通等专门的经济活动。此后，在巴西，政治和经济不可分的概念在他的脑中迅速形成了。在这个概念中，经济也是在不断迅速地组合、改变和分化中发展的一一所有拉美国家无一例外。在拉美，他能够从最近的距离来观察这种现象，从自身的直接经验中证明在历史上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真正作用。这就帮助他奠定更牢固的基础，完成向新史学观的转变。这种新史学重新分析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意义，提出新的评价。当时在法国，《社会和经济史年鉴》杂志社的年轻人正在大力推动和倡导这种新史学观。布罗代尔作为索邦大学的学生，学习历史时接受的是那种欧洲或者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现在这种观点也面临着“分化”。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样，在阿尔及利亚期间，在逐渐学会以另一种方法，不被人们认可的方法来“观察”地中海国家时，就开始对那种史学观提出了质疑，对欧洲中心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他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察平台，即从阿尔及利亚和马格里布地区出发，对地中海国家进行了分析，使得他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从地中海的“南岸”来观察和分析地中海，得到的是对地中海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对大多数的欧洲史学家都是陌生的看法，所以费尔南，布罗代尔在第一次与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直接见面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是在1931年到阿尔及利亚进行学术访问时认识亨利的。他聆听了亨利发表的著名的演讲，布罗代尔再次肯定了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可能把地中海看作是历史分析中的“主角”，从而推翻了传统的论点。根据这种论点，地中海仅仅是欧洲与其P118他地区的“连接点”和欧洲发展的补充。这次是巴西推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这次转变，重新确立“观察”的角度和发展的中心。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之间的碰撞”，是拉美国家通过巴西造就了布罗代尔的这种观点，使他能够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另辟蹊径”，从根本上超越了仅仅从欧洲的立场来看世界的传统观念。所以，他能够把地中海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旧世界”中的一个有组织的、起决定作用的中心来开展研究。这是一个崭新的论点，具有革命意义的观点。实际上在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研究后的第一本著作中已经暗藏了这个论点。当他把这个论点进一步展开，于是就有了欧洲文明是“两个欧洲”之间不断对话的产物这样一个的观点。“两个欧洲”各自存在并相互结合才有了欧洲。于是就有了布罗代尔对世界历史独特的看法，即世界历史是人类长期以来在地球上建立的各种文明的辩证关系的总和。现在，布罗代尔利用20世纪30年代巴西向他提供的材料，继续他的学术思想的变革之路，也找到了新的事实和获得了新的经验，从而使他发生新的、深刻的变化。比如说，他作为“文明史”课主讲教授应该提出的文明研究分析的参考框架就迟迟不能出台。用布罗代尔自己的话来说，“文明史”的课程就是为了检查“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所有活动的发展历史”。他不得不重新复习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以便应付文明史课程和讲座中需要讲清的各个题目，为了讲东方史、希腊史、罗马史，同时又要讲19世纪历史，从伊比利亚历史的起源讲到它的发现，还要讲中世纪的各个阶段。从某种意义来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为了回答那个时期巴西历史和生活提出的疑问，听课的又是一群头脑灵活，喜欢刨根问底的学生。他们会就学到的所有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也迫使布罗代尔“站在所有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几乎通过一种自发的方式，迫使布罗代尔这个将要发表《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通过对人类活动的所有记录耐心而又系统地查阅，形成了一种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和观察中使用比较方法完全崭新的、更加全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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