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的一生是短暂的。结核杆菌在他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在俄国历史上，契河夫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时旧的东西无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溃了，新的东西刚刚开始形成，而且形成这些新东西的社会力量，直到一九○五年才第一次在辽阔的全国范围内、在各种场合的群众性的公开活动中真正表现出来。”契河夫的文学生涯开始于一八八○年。是年三月彼得堡出版的幽默杂志《蜻蜒》（第10期）上登载了契诃夫后来自称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东西”——《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其中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同期《蜻蜒》杂志还发表了契诃夫的另一篇试笔之作：《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个幽默小品表露了年轻的作家对盛行于当年文学界的陈词滥调的不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庸俗的滑稽报刊（《娱乐》、《蜻蜒》、《蟋蟀》、《花絮》和《闹钟》等）应运而生，尽登载一些诙谐小品，供小市民消遣和解闷。当时契诃夫年事尚轻，一度迎合了时尚，写下了许多无聊的滑稽故事，《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1883）便是这类小品中之一、二。但是，年轻的契诃夫一开始就有别于滑稽刊物的众多撰稿人。他的目光较锐利，他的笑声更健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发表了不少幽默佳作，例如，《一个文官的死》、《在钉子上》、《胜利者的胜利》、《喜事》等。契洪特的优秀幽默短篇小说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一个文官的死》侧重于展示官场丑态。在沙皇俄国的官场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自幼相好的朋友在车站相遇，他们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常。然而，当那个“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时，他“忽然脸色发白”，“耸起肩膀，弯下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伛下来鞠躬”。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了上述两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沙皇统治的俄国，甚至连将军家豢养的一条狗也比一个普通人来得重要。巡官奥楚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小百姓却张牙舞爪。契诃夫的《变色龙》是他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在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上述作品表明，契洪特的幽默短篇小说本质上不同于当年风行的滑稽故事和谈谐小品，在他的笑声中包含着忧郁的情绪和辛酸的眼泪。难怪高尔基说：“我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每一个幽默短篇小说中都听见一颗纯真的心所发出的平静而又深沉的叹息，这是一个对那些不善于尊重自己人格的人们寄与满怀同情的人所表露的失望和叹息。”出身卑微的契诃夫善于自重。他建议弟弟“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他要求兄长“克服”“小市民习气”，他主张“一点一滴地”“把自己身上的奴性挤出去”。应该说，这是青年时代的契诃夫的主导思想。虽然这种思想只局限于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但它毕竟反映了年轻作家对污浊的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列宁谈到农奴制改革在俄国社会上引起的反应时曾说：这“反映就是‘人格普遍提高’……”①可见，《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等旨在嘲讽奴才心理和维护人格尊严的幽默短篇小说都是有社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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