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插图在我童年和少年的阅读记忆里，小人书和带插图的小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比方60年代看贺友直先生绘制的连环画《山乡巨变》，有一个中间人物名叫亭面糊的与人喝酒，画面上两人围一张破方桌，桌中央一碟下酒菜。那碟中的菜不过是贺友直先生随意画出的一些不规则的块状东西，却叫我觉得特别香，引起我格外强烈的食欲。这可笑的感觉一方面基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另一方面，由于我对“吃”的特别敏感，因而忽略了贺友直先生在连环画创作上的艺术造诣本身。但不管怎样，连环画《山乡巨变》已被我牢记在心了。又比如少年时读前苏联很多带插图的惊险小说，觉得正是那些画得很“帅”的插图帮了我和小说的忙，使我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对特务和“好人”有了如看电影般的直接认识，也使小说变得更加生动而有光彩。我第一次读孙犁先生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是在20岁以前。这部四万五千字的小说，在1959年被新成立的百花文艺出版社以带彩色插图的单行本出版，且分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规格了。我读的是平装单行本，当时除了被孙犁先生的叙述所打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画家张德育为《铁木前传》所作的几幅插图。其中那帧小满儿坐在炕上一手托碗喝水的插图，尤其让我难忘。小满儿是《铁木前传》时的一个重要女性，我一直觉得她是孙犁先生笔下最富人性光彩的女性形象。单用艳丽、风骚不能概括她；单用狡黠、虚荣不能概括她；单用热烈、纯真更不能概括她，因为她似乎是上述这种种形容词的混合体，而作家在表现她时也是用了十分复杂的混合感情。画中的小满儿，在深夜来到住在她家的干部屋里，倚坐在炕上毫不扭捏地让干部给她倒一碗水。深夜的男女单独相处，村人对她的种种传闻，使干部对她心生警惕。然而她落落大方地与干部闲聊，探讨怎样才能了解人的内心。这时她的眼光甚至是纯净的，没有挑逗的意味，虽然在这个晚上她美艳无比，头上那方印着牡丹花的手巾，那朵恰巧对在额前的牡丹花给整个的她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又孤傲的色彩，使人想到，在轻佻和随便的背后，这女人情感深处也有着诸多的艰难和痛苦。在这插图的下方，有一行小说中的文字：“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至少现在，他就不能完全猜出这位女人的心情。”张德育先生颇具深意地选择并刻画出孙犁先生赋予小满儿的一言难尽的深意。他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这幅插图的艺术价值并不亚于孙犁先生这部小说本身。我一向觉得，用水粉画这样的形式和材料去作具有如此细腻内心世界的单幅肖像画，实在难于驾驭。但张德育先生的插图，用着看似轻便的笔墨，准确、传神地表现出一个文学人物的血肉和她洋溢着别样魅力的复杂性格，实在让人敬佩。中国文学作品的插图至今无人超越张德育这几帧插图的深度，他自己也未能再作超越。我那本带插图的《铁木前传》在几次搬家中丢失了，一次朋友相聚，我的同事、诗人刘小放听说我在寻找《铁木前传》插图，慨然将自己珍藏的精装本《铁木前传》“献”了出来借我为插图拍照。我把刘小放这本《铁木前传》带回家，除了再次重温孙犁和张德育的感人至深的艺术，也了解到一个喜爱他们的诗人的情感：这书的扉页上有一行稚嫩的钢笔小字：“1962年购于黄骅”，衬着这小字的，是他的一枚印章。翻开小说，随处可见在一些段落中，在一些他认为精彩的句子下边用铅笔划出的重点线。那时的刘小放尚是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但这青年对文学的虔诚，在这本书里也略见一斑了。前不久我终于和久未联系的张德育先生通了电话，他现居天津，因为和我父亲是多年的朋友，我称他张伯伯。从张德育伯伯那里我得知，《铁木前传》的插图原作在上世纪60年代那场文化浩劫中全部被毁掉了，他本人也为此吃了很多苦。提起这些往事，他有些黯然，当我把话题引向当年创作这些插图的情景，他才又兴奋起来。那是50年代末，他刚从中央美院毕业，分配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一次读到《铁木前传》，立刻被打动，向领导提出要为这小说作插图，并专门到冀中乡村体验生活。虽然他也是出身乡村，在他心中，也存有小满儿这样的女孩子的形象的，可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到了有别于他山东老家的冀中平原。他还讲到，作品完成之后他去孙犁家听意见，孙犁兴奋地招呼老伴出来，然后他们两人一块儿问张德育：你是不是见过小满儿？张德育没有见过小满儿，但孙犁大妇的惊讶已经把他的成功告诉了他。我很少听见作家对插图画家的认可，我也深知画家能画出作家心中珍爱的人物的不易，但是张德育做到了，他画出了孙犁心中的小满儿，不凡的《铁木前传》因此具有了更加非凡的意义。在今天，我们生活在媒体爆炸的时代，电视、网络和各种影像让人目不暇接。插图和小人书已经离我们远去。我怀念这些在今人看来经济效益低下，又是“费力不讨好”的绘画品种，不单是对童年的追忆，那些优秀的插图和小人书永远会有它们独立的价值，它们不是机器的制造，而是出自人心的琢磨和人手的劳动，因此散发着可嗅的人间气息，也真正有作者的血肉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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