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

　　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在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侦查立法的成熟、完善与否，侦查权运作的正当、合法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程度，关涉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双重目的的实现质量。近年来，我国理论和实务界都在不断地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推进我国侦查理论的发展和公安法治建设的进步。作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教师研究侦查理论与实践问题是责无旁贷的任务，同时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笔者近年来一直研究公安机关侦查的程序和证据问题。本书是笔者在借鉴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和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基础上的一些心得，与读者分享。 本书采用专题式的研究。第一至五章研究侦查理论和立法的一般问题。第六、七章研究侦查程序中强制措施的立法与实务问题。第八、九、十章研究侦查行为的一般理论和特殊侦查行为的法制化问题。第十一至十五章研究侦查程序中证据的立法和应用问题。 第一章研究侦查程序正当化问题。该问题是近年来学者们普遍关注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并且，由于新闻媒体对于一些涉及侦查过程中非法侵犯人权现象的大量报道（如对于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问题的报道），社会上一般民众进而会问：“这样的侦查正当吗？”这些现象表明，研究侦查程序正当化的问题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对于侦查程序正当化的研究本身就体现出人们对于过去一直认为国家侦查权的行使具有天然正当性理念的一种理性反思；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也是人们对于自身权利的逐渐认识和觉醒，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第二章研究侦查模式的一般理论。侦查模式是审判前程序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侦查模式论是在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侦查程序自身的特点提出的，侦查模式的设置科学、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侦查目的及诉讼价值的实现。无疑，侦查模式的选择和实现对侦查法治化具有标志性作用。因此，通过对侦查模式的研究，可以为理顺侦查程序中的各项法律关系，保障侦查权的正当运作，完善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护等起到指导作用。 第三章研究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人权保障是近年来诉讼法学界研究的核心问题，以人权保障理论的研究为契机，推动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进程，已经成为诉讼法学界的共识。目前，诉讼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大多围绕着人权保障而展开。现在，几乎所有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都接受了诸如刑事诉讼既要以惩罚犯罪为目标，又要坚持保障人权的思想，甚至参与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官员，也对加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产生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而侦查程序涉及国家的侦查权与个人权利之间关系的平衡与调整问题，更是与人权保障紧密相关，理应成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研究的重点。 第四章研究公安刑事执法中公民宪法权利保障与公安刑事执法问题。本章是在第三章基础上的拓展。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地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在宪法之中，实乃中国人权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公民的宪法权利是一个国家对人权进行保障的具体化体现，而刑事诉讼中公民的宪法权利保障也必将在修宪所体现出的精神指引下得到进一步加强。作为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如何适应宪法对公民的权利保障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第五章研究侦查立法体系的构建。从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颁布至今，我国的侦查立法在不断地完善和丰富。但也不可否认，由于立法经验不足等原因，再加上侦查理论本身的不断发展，现行的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侦查立法体系逐渐暴露出一些不符合实际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此外，目前还迫切需要解决与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中有关侦查方面规定衔接的问题，有待于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改革和完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已列入立法议程，关于未来刑事诉讼法的结构将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需要论证的问题之一，本章对侦查立法体系构建作了探讨。 第六章研究未决羁押及其替代性措施。未决羁押在各国诉讼法律体制中都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其人身自由就被暂时剥夺，同时也会失去其他一些相关权利。各国一般对羁押的适用进行严格的立法限制。近年来，由于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念的强调，我国司法实践中未决羁押中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得以暴露。如超期羁押、羁押中存在刑讯逼供、羁押的惩罚化等。这些问题也是刑事诉讼中的顽疾，一直为法学界所诟病，对未决羁押问题的研究也成为了诉讼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第七章研究扭送制度的立法完善。利用民众的力量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是国家追诉犯罪的有益补充。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扭送制度，但是，由于立法过于粗疏，导致实践中出现一系列问题。考察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制度，改革扭送制度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八章研究侦查行为与特殊侦查行为法制化的一般理论。侦查行为是侦查权行使的最重要的动态表现，是侦查机关侦查犯罪、收集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等履行刑事诉讼法规定职能的主要表现。同时，侦查行为也是在侦查程序中公权力直接对公民的权利施加影响的方式，与人权保障密切相关。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受到侵犯的阶段，而在侦查程序中侦查权滥用及犯罪嫌疑人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则又大多是在侦查行为的行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目前，诉讼法学界对一些侦查行为已有研究，但系统性的研究还较为欠缺。本章中主要阐释了侦查行为和特殊侦查行为法制化的一般理论。 第九、十章研究监听、心理测试、诱惑侦查、线人和秘密拍照五种典型的特殊侦查行为的法制化问题。第八章第二部分内容只是针对我国特殊侦查行为法制化作了一种宏观式的概要探讨，而特殊侦查行为法制化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这些侦查行为的复杂性还需要逐一论证。第九、十章就监听、心理测试、诱惑侦查、线人和秘密拍照五种典型的特殊侦查行为法制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十一章研究刑事证据立法对公安工作的影响。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学术界就初步提出了证据立法的设想。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但是在此法中对于刑事证据部分的规定较少而且与旧法相比并未有大的突破。随着实践的发展，学术界发现仅依靠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证据规则已不能适应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需要，亟待加以完善，故而开始探讨证据立法问题。公安机关肩负着侦查犯罪的重要职责，侦查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收集证据以破获案件，所以，证据立法必将对公安工作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刑事证据立法的挑战，公安机关应该尽早研究证据立法问题，以适应证据立法的要求。 第十二章研究非法侦查取证的预防和控制问题。公安机关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行为严重地侵犯人权，理论界对此予以严厉的批判并探讨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对策，很多学者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于具有事后性，在规则适用时危害结果已经发生，给被取证人的权益已经造成了侵害，而这种侵害往往难以有效地补救，因此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还应当构建一套非法取证的预防和控制机制，这套机制应当主要着眼于对非法取证的事前防范功能。这样才能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配套，构建一套完备的非法证据遏制体系。本章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及立法、司法现状提出这套预防和控制体系应当从更新执法观念、加强侦查机关内部制约机制、完善检察监督机制和惩戒非法取证行为四个主要方面着手进行。 第十三章研究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应用的若干问题。近年来，毒品犯罪有蔓延之势，司法机关打击毒品犯罪任务艰巨。但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打击毒品犯罪对证据的要求越来越高。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当前在打击毒品犯罪中涉及证据运用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本章对一些突出问题予以探讨。 第十四章研究当前侦查毒品案件取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由于侦查人员在对毒品犯罪案件取证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案件未被批准逮捕或被退回补充侦查，甚至致使检察院不起诉，或者法院不予认定，降低了诉讼效率，增大了工作负担和侦查资源的投入，进而影响了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如果仅从侦查取证的角度，就不能最大可能地发现问题。本童从批捕、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角度对侦查毒品犯罪案件取证中存在的问题作出分析，以期对惩治毒品犯罪的取证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十五章研究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警察出庭作证问题。近年来，实践部门对缉毒警察出庭作证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警察出庭作证的做法只是改革的试点，不具有普遍性。本章对缉毒警察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程序构建和出庭策略作了探讨。

　　樊学勇，男，1961年11月出生，河南省洛阳市人。1983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6年、199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分别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本科毕业后曾在人民法院工作多年。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诉讼法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参与《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程荣斌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崔敏主编），《刑事证据学》（崔敏主编）等多部教材的编写工作。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法学家》、《法商研究》、《当代法学》、《河北法学》、《人民检察》、《检察日报》、《中国刑事法杂志》等报刑发表论文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