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主要记载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到献帝刘协近两百年的历史。纪、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司马彪。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他曾在宋武帝的儿子彭城王刘义康那里做官,参议军事。后来得罪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他郁郁不得志,发奋编写《后汉书》。刘义康和宋文帝争权夺利,范晔受到牵连,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被杀。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卒于晋惠帝末年。范晔作《后汉书》以前,已经出现了许多记述东汉历史的史书,东汉刘珍、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袁山松、袁宏等都先后缀集成篇。范晔在各家后汉书的基础上,博采众书斟酌去取,写成了《后汉书》。由于他死的过早,“志”的部分没有来得及完成。范晔是很有才华的史学家他的《后汉书》简明而又周详,记载有重点而又不遗漏,后来居上,所以淘汰了其他各种后汉书。《汉书》是一个皇帝一篇本纪。东汉一代,殇、冲、质三帝在位时间短促,事迹不多,《后汉书》从实际出发,把他们附在其他帝纪后面。本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的《外戚传》。汉高祖死后,吕后曾专权多年,所以司马迁和班固把吕后列入本纪,范晔则不加区别地把皇后全部写进本纪,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君权的尊崇。《后汉书》记人叙事喜欢以类相从,不论年代的先后。《论衡》的作者王充是东汉初期人,《潜夫论》的作者王符和《昌言》的作者仲长统是东汉末年人,因为他们都擅长著述,淡于功名利禄,所以三人同传。张纯和郑康成也不同时,因为都以经学见长,所以合为一传。在《史记》、《汉书》已有的类传之外,《后汉书》新创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等,把同类的人物纳入一编。东汉时,宦官和外戚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它们更迭执政,鱼肉人民。特别是桓帝(147—167年在位)、灵帝(168—189年在位)两朝,宦官把持朝政,劳动人民的灾难日益深重。当时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反对宦官势力,崇尚名节,互相标榜,结党诽议朝政,遭到宦官的迫害和禁锢。这场斗争,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党锢传》、《宦者传》反映了这一社会内容。《文苑传》与《儒林传》不同,前者重在词章,后者以经学儒术为主。《独行传》是那些所谓“特立卓行”获得声誉的人物的专传。《方术传》主要记载阴阳占卜的人物,名医郭玉、华佗也见于这篇传。《逸民传》主要记述地主阶级中那些自命清高,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后汉书》的《列女传》特别值得注意。范晔认为史书不为妇女立传是不对的,他选择“才行”优秀的各种类型妇女写了传记,在纪传体史书中,开创了为妇女立专传的先例。为人们熟知的蔡文姬就收在《列女传》。后来的封建史学家认为蔡文姬曾经改嫁,违背了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不应收入。由此可以看出,范晔是有独到之见的。晚出的各史把“列女”改为“烈女”,变成了严守三纲五常的贞妇烈女的碑文,史学上的见识远不如《后汉书》了。《后汉书》的《舆服志》、《百官志》是前史所没有的。《舆服志》记载反映封建等级制度的车服沿革和式样,《百官志》记述东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志中不立《食货志》,漏载一代经济制度,显然是一大缺点。后来《晋书·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才弥补了这一不足。志的作者司马彪著有《续汉书》八十三卷,梁刘昭给《后汉书》作注,把《续汉书》的志抽出来,加以注释,补入《后汉书》。但在宋代以前,两书仍各自单行。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孙奭把两书合并刻印,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后汉书》。唐高宗的儿子李贤等人的《后汉书》注出现后,刘昭注不再被人们看重。今本《后汉书》,纪、传是李贤注,志是刘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