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附近的马尔里花园里，有一座从前属于国王路易十四的“猎人小屋”，现在变成了戴高乐辞职后的第一个寓所。戴高乐以5000法郎的月租租下了“猎人小屋”。这个选择使他的妻子伊冯娜很高兴，因为她觉得纳伊市的寓所有些太沉闷和太庄重。而今，戴高乐可以在这里，在树林里进行长时间的散步。散步是戴高乐喜欢的一项运动，早在战前就已身体力行，后来也忠于这项运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里也是一个有利于戴高乐家庭生活的环境，他可以恢复同残疾女儿安娜——她一直由鲍泰尔小姐看护——的奇特而感人的关系。戴高乐把克洛德·莫里亚克留在身边担任秘书，并且几乎立即投人到制定《战争回忆录》的创作计划中去。这是一项使戴高乐全神贯注和满怀热情的任务。但是，人们并没有搞错：即使戴高乐像所有在经过长年累月重负之后卸下重担的人那样，理所当然地暂时感到了无比轻松，他也突然遇到了一种彻底的生活变化。可以唐突地把这种变化概括成一句话：人生第一次无所事事。戴高乐必须回复千百封陌生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向他倾诉了心中的忧伤或痛苦——的来信，但这是一项例行公事，不久后由于形势所迫而结束复信工作。他接见了奥里奥尔、舒曼、帕西、（他去登门拜访的）雷米、帕莱夫斯基、迪泰尔姆、瓦隆等一些前助手或前部长……诚然，消遣使戴高乐有机会倾诉衷情，轻松愉快地嘲笑政府部长，饶有兴趣地谈论那些接替罗斯福、丘吉尔和他本人的国家元首……但不久后，从松弛的心情中却进发出悲痛的情绪。人们看到，这种痛苦在1946年底压倒了一切。这时，戴高乐是否希望马上重返权力呢？就像戴高乐在引退前的最后日子里那样，他一无所知。但他看到，法国并没有发生任何震荡，法国人民的心灵深处也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动荡。后来，戴高乐在撰写《战争回忆录》时，试图分析这种现象。“正当掌权者完全沉浸在恢复旧习惯的安乐之中，”戴高乐写道，“相反地，法国的老百姓却陷入了忧伤之中（……）其实，不管每人的倾向如何，大家都感到，（戴高乐）将军随身带走了他通过历史所象征的，但政党制度却无法代表的，某种首要的、常有的和必要的东西……可以设想，这种合法性在一个无忧无虑的阶段里仍处于潜在状态。但一旦全国再次出现分裂和威胁的风险，它就会马上得到普遍的赞同，并被人们接受。”然而，恰恰是法国没有出现任何致命的威胁，没有发生任何不可救药的分裂。特别是古安政府在财政部长安德烈·菲利普的启示下，通过增加预算和税收的努力，维持上届政府任期内达到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并且派勃鲁姆到美国去谈判贷款问题，试图提防外汇奇缺的状况。法国既没有出现任何振奋人心的事件，也没有发生任何灾难性事件；一方面是表达认真的和良好的意愿，另一方面是在困难的改革和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后退；人们可以批评现行领导班子的行为，但不能对此表示谴责。其实，戴高乐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看到这点，即使他乐意发表一些尖刻的、讽刺的和无情的言论。人们从戴高乐的会谈和他私下的表示中收集到证据——其中最完备的证据就是他的副官克洛德·居伊每天都写的日记，①——并且从中注意到，除了他那些奇怪的或令人恼火的生气之外，还有克洛德·莫里亚克所引述的、他同其父亲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进行的一次谈话。②因此，这是一个间接的、但相当明确和值得引述的证据。老莫里亚克叙述道，在戴高乐看来，今后的政局有三种可能性：“要么是现状将在目前的混乱和平庸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要么是法共夺取政权——届时肯定会爆发外国战争，因为俄国人在法国安顿下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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